邺城地区城市与墓葬空间布局新探

作者：周杨 ； 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数字史学

周杨 / 厦门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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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邺城是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重要城市，在中古时期城市形制与布局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对于邺城地区城市与墓葬的空间布局问题数有研究，在前人研究及已刊布材料的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空间分析，指出邺城地区城市与墓葬间的相互关系与其所处地理单元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同时，结合该地区所出墓志中提到的地名信息，钩稽出墓志所记地点信息变化背后的政治逻辑，为解读邺城地区城市与墓葬空间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邺城地区 空间布局 地理信息系统(GIS) 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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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言:“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间所发展变迁，而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1]邺城自曹魏重新营建，经历了十六国、北魏的战火洗礼和不断发展，在东魏、北齐时达到鼎盛。邺城在都城布局上前承秦汉、后启隋唐，不仅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还见证了汉魏至北齐之间的文化发展与变迁，是我们认识北朝历史的关键点所在。

一、前人研究概述

对于城市与墓葬的综合研究，奠基于宿白在1970年代对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的考察，此后诸家在进行相关内容的研究时，多沿用其文思路方法。^[2]具体到邺城而言，以宏观综合的视角来考察城市墓葬空间布局问题的研究，肇始于1990年代马忠理对东魏北齐陵墓兆域制度的详细探讨。^[3]其文开启了对邺城北朝陵墓布局的讨论，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对城市与墓葬间关系的整合尚有待深入的空间。于此十年之后，在邺城考古工作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吕梦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邺城地区的城市、墓葬以及佛寺遗迹等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综合分析，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4]。在此视野下，沈丽华结合南水北调新发现的墓葬对东魏北齐陵墓制度进行了重新总结，完善和补充了以往认识中的不足，其文是对邺城地区城市墓葬空间布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5]。

前人的重要研究无疑是我们观察整个邺城地区城市与墓葬的基础。在此之上，新的技术也为我们进一步观察提供了新的视角，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可以使我们更为直观和全面地认识其空间关系;此外，从以往学者对于墓志的整理之中，我们可以从破碎的地理坐标信息中缀合出新的线索，以此窥得空间区划背后的政治心理。

二、城市与墓葬的空间布局关系——基于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

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我们将邺城及其周围墓葬标在图上以观察其空间布局情况(图1)。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时期的墓葬成组有序分布，宏观上看它们都分布于以西门豹祠为原点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内。邺城位于坐标系的第一象限，已知的魏晋时期的两座墓葬分居坐标系的正西和正南方;十六国时期墓葬有零星发现，主要分布于第三象限的野马岗周围;北齐墓葬主要分布于第四象限及坐标横轴西侧南边附近;东魏墓葬则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以原点对称分布。不难发现，纵观各时期墓葬与城市的分布，西门豹祠所处的原点位置对于空间的定位具有首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门豹祠对于时人的择葬选地而言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往往与时人对于西门豹其人的德行或功业层面的感情认同有关，此点从零星文献中可以察得。

如《三国志·田豫传》引《魏略》载:

(田豫)会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门豹(祠)边。”妻子难之，言:“西门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边乎?”豫言:“豹所履行与我敌等耳’，使死而有灵，必与我善。”^[6]

以崇德于前人而择葬地是外在表现，同时也在生死观的意义上建立起西门豹祠与生死世界的联系。在中古时期，西门豹祠不仅与“死”有关联，在十六国时期，一些君主在塑造其感生神话时，也将其与“生”联系在一起。

《太平御览》卷360引车频《秦书》:

苻坚母苟氏浴漳水，经西门豹祠，归，夜梦若有龙蛇感己，遂怀孕而生坚。^[7]

由此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西门豹祠，在人们的生死观念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外，西门豹祠本身即与水文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献中亦有据可循。

《魏书》卷73《奚康生传》载:

复就西门豹祠祈雨，不获，令吏取豹舌。^[8]

又《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载:

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9]

可见，西门豹、西门豹祠常常与祈雨相关，其在水文环境中的象征作用可见一斑。那么在此格局下，其分布是否有其内在原因，我们可以借助Arcgis软件通过水文和视域分析来观察。^[10]

我们对这一地区进行水文分析。首先，我们对这一地区进行流域划分(图2-1)，从中可以看出西门豹祠处于两个流域的分水岭上，西门豹祠与曹操墓构成的横轴实际上是两个流域的分界线，恰好也构成了之后两个墓区的分界线。其次，我们对这一地区河网等级划分(图2-2)，数字越高表示河网等级越高，即拥有的支流越多。最后对这一地区集水域的划分(图2-3)，颜色越深表明集水条件越好。从中可以看出邺城地区魏晋至北齐的墓葬都分布在高级别河流的临近地区，但是优先级高的墓葬，要求集水条件不能过高。我们知道，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治邺有功，疏漳得力，因而西门豹祠的修建与复建本身与漳水关系密切。虽然历史上漳水改道达三十余次，但相比于河流走向本身，流域是相对的稳定的，西门豹祠位置所划分的流域对于不同的墓域的划分是存在一定指向性的。魏晋北朝在邺城地区居住的各阶层人士在选择葬地时，其本身的地理因素特别是水文条件应当是择葬的标准之一，水文条件的优劣也影响着政治上的区域划分。

东魏、北齐皇室作为邺都最上层的群体，其在葬地选择有着更为全面的考虑，特别是会突出地理因素基础之上的政治性。关于其内部布局和文化传统的来源，前文所述前人学者已有讨论，在此不作赘述。通过视域分析，我们则可以从新的视角观察出几个时期统治者在陵墓兆域选择上隐含的政治态度。^[11]我们先以魏晋时期墓葬的代表曹操墓为观察点，得出此处的视域情况(图3-1)。从图可见，从曹操墓出发的视域范围主要是朝向其东面作为当时都城的邺北城，由此可以推测，曹操在营建墓葬时，除了地形、水文情况，与城市的相互观照是其择葬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而这也体现了曹操生前立足邺城、统一北方的政治要求和经历。参照文献，或可强化我们对于这一推测的认识。

《乐府诗集》卷31引《邺都故事》云:

魏武帝遗命诸子曰:“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每月朝十五，辄向帐前作伎，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12]

可见，这种观照是相互的，既要在现实中保证自墓田向邺城的观照，也要保证子孙自城上向墓田的观照，正是这种在内在层面上互视与观照影响着城市与墓葬在外在空间上的表现。我们再以东魏孝静帝西陵为观察点，得出此处的视域情况(图3-2)。从图可见，西陵的视域范围较为狭窄且有着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即其东北方。这一区域是高氏家族的葬地，亦是后来北齐陵墓兆域的核心区域，而其视域范围的正中心恰好是东魏权臣高欢的义平陵所在。东魏时期的高氏葬地应当业已规划，其位于东魏兆域的东北不会是一时之举，特别是进入北齐之后逐渐向其正北方推移。由此来看，孝静帝西陵所处位置特殊的视域条件似乎反映了东魏皇室对于高欢的某种监视。结合当时政局形势，则可以反映出在被挟持的境遇下，东魏统治者对于高氏在政治上的博弈、妥协、不满与无奈。进一步，我们再看以高欢义平陵为观察点的视域情况(图3-3)。从中可见，此处的视域范围不仅可以观照到整个东魏、北齐陵墓兆域的核心区域，还可以远视邺城西南的野马岗一带，而这一区域则是北齐时期非皇室成员的重要葬地所在。从高欢葬地的视域分布我们不难看出高欢摄政独立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其在政治上不仅要统摄东北、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同时其格局要远在东魏之上，这与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兴建是全面统一的步骤。葬地，作为人的阴宅所在，其选择不仅与时人的文化观念有关，相对于统治者而言，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观念对于我们把握当时的时代脉搏或许有着更为直接和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地理因素是墓葬营建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也是墓地兆域形成优先落差的先决因素。同时，作为社会上层的王朝统治者而言，地理基础上的政治立场与观念是其陵墓兆域选择和变化的重要考虑。因此，通过对邺城地区城市与各时期墓葬的空间布局，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因素的具体反映。

三、空间区划与政治观念——基于墓志内容的分析

邺城地区出土墓志如今已超过百方，其中多数对于墓主卒葬地点进行了记述^[13]。关于厝葬地点的记载中出现了以下一些地点坐标:邺城、武城、西门豹祠、野马岗、漳水(河)、釜水、横河、紫陌等，具体描述时或为单一地点坐标出现，或以多个地点坐标组合出现。由此可见，墓志本身为城市与墓葬的空间关系建立了联系。如果按年代排比墓志所载卒葬地的地点坐标，则可发现其内容与时代有所关联，其背后实质上反映着墓葬区划的变化与人们对于墓葬区划所持的政治观念。

首先，我们来看点状的坐标，即邺城、武城、西门豹祠之类。邺城作为地点坐标出现得最为频繁。自北魏至北周，“邺城”基本上是墓志中定位墓葬位置的基本坐标点，且所出墓志多位于城西，即“西”“西北”“西南”，亦有个别位于城东南方向。西门豹祠是整个邺城地区墓葬空间坐标系的原点所在，其在墓志中出现则要到东魏以后(534)，或与西门豹祠的重建有关。“武城”在墓志中时有出现但无一定规律可循，可能暗示墓志所指墓主生前即居住于武城附近。

其次，我们来以时间为轴线观察墓志中地点坐标内容的变化。北魏时期几方墓志对厝葬位置的记述较为详细，多可精确至相距的里程。东魏建立伊始(534—539)，墓志中对于方位的记载较为含糊，即仅有方向和单个的坐标。孝静帝兴和元年(539)的公孙略墓志中在厝葬地点中同时出现了“野马岗”和“漳水”两个坐标点^[14]。孝静帝兴和三年(541)起，开始出现“邺城”和“西门豹祠”组合的坐标点。^[15]单以“邺城”为坐标的描述中，除了方向外，又重新有了相对具体的里程描述。对于地点坐标描述的精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政权在邺城重新建立并开始走上正轨，并由此逐渐形成新的城市区划的历史事实。

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前后，邺城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迁葬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魏皇室成员中，如元显、元均的墓志皆应当是此时随着其旧茔搬迁而新刻。^[16]这时开始，墓志所见墓葬位置的坐标点中，与此前相比开始较多出现河流，例如“漳水之阳”“紫陌之阳”等，且这些墓志所见的墓主人全非皇室成员。我们知道，在空间中，相比作为点的城市或是某类建筑而言，作为线的河流可以看作是一种分界。河流容易改道而不稳定的特点与墓志本身用于定位的实际功能相违背，以河流作为坐标来定位有着内在的缺陷，因而墓志中反复提到河流这类坐标，相比定位而言可能蕴含着墓志书写者某种微妙的心态。如果说迁葬活动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建政权在政治上对于另立门户的公开宣示，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渐成定制的区域划分，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以河流为坐标对墓葬的描述，应当说不是偶然的。皇室成员的葬地本身有着区别于普通人的区域界限，而非皇室成员的墓志中着意以河流定位则可能包含着一种宣示地位的内在心理。所以，墓志中出现河流坐标一方面暗示了邺城地区新政权业已巩固并且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界限，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不同群体对于依附上层政治要求的隐形心态。

关于墓志中就厝葬地点以多坐标组合的方式进行描述的情况，此前已有学者进行过梳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17]齐后主高纬继位(565)之后，墓志中开始集中出现了以两个以上坐标点综合来描述墓葬位置的情况，组合有以“邺城”和附近河流为组合，以“邺城”和“野马岗”为组合，以“邺城”和“西门豹祠”等为组合，以“西门豹祠”和附近河流为组合。在以单个点为坐标描述的墓志案例中，以河流为坐标的情况居多，如前文所述，这既隐含着不同群体间在政治上的心态，也表明在时人观念中，邺城周边的几条河流如漳河、釜河皆是重要的空间参照，相比城市本身，可能具有更加明确的地理参照意义，由此说明北齐后期的邺城城市内部，河流已经不仅是某种界限，更是作为城市功能主体的一部分，这时出现河流类的地点坐标组合，则不可与此前同日而语了。

此外，关于“野马岗”这一坐标，此前亦有学者进行过讨论。^[18]我们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在北齐后期至隋这一时期内，以野马岗为中心的墓域中所葬人数逐渐增多，所葬之人地位逐渐提高，这体现出这一区域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特别是进入隋代之后，李伯宪、李胜等人甚至将旧茔迁于此地，足见该区域的特殊。考虑到北周大象二年(580)杨坚焚毁邺城，相州、魏郡、邺县南迁，新的核心墓域随之形成也就不难理解。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不同时期社会上层墓葬分布的核心区域的往复变化，这与城市本身的变动是密不可分的。在进行城市和墓葬的研究中，只有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才能有更深入的认识。

结 语

关于邺城地区城市与墓葬空间布局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新的方法和视角却会带来新的认识。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分析，我们可以有许多新的切入点。我们可以看到西门豹祠在整个邺城地区墓葬和城市空间布局中的原点地位。以此为原点，各时期的墓葬兆域与城市形成彼此互动，相互观照。邺城地区的水文条件是魏晋以来该地区墓域级别划分的地理基础，而不同墓域内核心墓葬的视域范围反映出了各时期统治者潜在的政治要求和微妙的政治心态。通过对邺城地区出土墓志的全面梳理，在归纳墓志中所记载地理坐标变化基础上，结合墓志所记墓主人的身份等信息，我们可以寻找到邺城在新政权建立前后发展的脉络，并窥探出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区域的等级界限，由此钩稽出当时一般人微妙的政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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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atial Layout of Cities and Tombs in the Area of Yecheng

Zhou Yang

Abstract: 

Yecheng, as an important city in Northern district,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municipal formation and layout evolution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Many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spatial layout of cities and tombs in the area of Yecheng could be fou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article is designed to indicate the relations among cities and tombs in Yecheng as well as their geographical structure by mean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Meanwhile, the political logic behind the change of location written on the epigraphs will be concluded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tion-related information,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to illustrate the spa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cities and tombs in the area of Yecheng.

Keywords: 

The Area of Yecheng; Spatial Layout; GIS; Epi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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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许可

注释：

[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页。

[2]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3]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文物》1994年第11期。

[4]吕梦:《邺城地区东魏北齐时期城市与墓葬的空间布局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4年。

[5]沈丽华:《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布局研究》，《考古》2016年第3期。

[6]《三国志》卷26《田豫传》引《魏略》，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29页。

[7]《太平御览》卷360引车频《秦书》，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59页。

[8]《魏书》卷73《奚康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32页。

[9]《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4页。

[10]为通过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空间分析，我们采用Locaspace Viewer上下载的分辨率为19.11米/像素的数字高程模型。

[11]其中的绿色部分表示在观察点可见的视域范围。

[12]郭茂倩编，聂世美、仓阳卿校:《乐府诗集》卷31引《邺都故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15页。

[13]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贾振林编:《文化安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目前所见邺城地区北朝时期墓志所记葬地多位于邺城之西，言葬于东南者亦有，如徐夫人李氏墓志，参见《文化安丰》，第149页。

[14]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32—335页。

[15]例如元季聪墓志，见贾振林编:《文化安丰》，第181—182页;又如元鸷墓志，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42—344页。

[1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59—361页。

[17]孔德铭:《古野马岗考》，载于《安阳北朝墓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9—107页。

[18]同前揭文。

原刊《数字人文》2020年第4期，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