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访问旧版存档页面。This is the old version archive of our site.
人类世与帝国:人类记录的话语网络
关于人类世的存在和定义的争论，引发了对人文和科学探究意义的广泛而基础性的再思考。……
作者：詹姆士·李 约书亚·贝克莱默 陈大龙(译); 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概念与实践
詹姆士·李 /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数字学术中心
约书亚·贝克莱默 /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
陈大龙(译) /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
————————————
摘要:关于人类世的存在和定义的争论，引发了对人文和科学探究意义的广泛而基础性的再思考。人类不仅是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体，还是地质主体，而人文探究的本质也应该随着这种认识发生变化。选择文艺复兴时期1610年为人类世发生的初始点，使用数字人文方法查找、分类、分析构成其后人类记录的大型语料库，讨论殖民帝国的崛起及其引起的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全球大流动。作者们使用了“早期英文书籍在线”和“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中的历史档案，寻找证据来支持或反驳殖民主义和现代早期全球化的兴起促进了人类世这一理论。文章的数字人文模型揭示出，英格兰的帝国计划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生物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移植，人类可以移民到偏远的殖民地，一定纬度上的种植园可以长出经济作物。文章研究表明，人类世标志着一项现代早期的帝国计划，这个计划把世界想象成一系列纬度带和由纬度带划分成的气候区，它想象了一种前现代的地球系统，这个系统在空间上规定了生物的全球分布，这助长了帝国的目标——生物能的统治体制。
关键词:人类世 数字人文 早期英文书籍在线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帝国计划 殖民
————————————
人类世是(地质年代上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人类“是地球环境主要的决定因素”。关于人类世的存在和定义的争论，引发了对人文和科学探究意义的广泛而基础性的再思考[1]。人类世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家保罗·克鲁岑和生物学家尤金·史托莫在2002年首次提出的，并已成为了为我们的“当下”提供参考借鉴的令人困惑的一个新框架。这是指由人类主宰的地质年代上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使得“人类活动的影响”“在未来的几百万年中都能够在地质地层中被观察到”[2]。尽管“人类世”诞生自科学话语，但是它在过去十年中对人文学术也产生了影响。迪佩什·查卡拉巴提与伯大尼·诺维斯基都提出，认识到人类不仅是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体，还是地质主体(geologic agent)之后，人文探究的本质已经随着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3]布鲁诺·拉图尔提出，对历史上和地质时间上的人类的重新定义迫使我们对现代性、启蒙、人性和人类主体(human agency)本身进行重新思考。[4]
如果人类世重新定义了我们对什么构成了“当下”的看法，那么这种修正后的当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一点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在地质学家中，定义一个新的时代的基准被称为金道钉[5]——“在地层物质中‘持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全球性标志物，比如岩石、沉积物或者冰川冰”。[6]最近关于人类世的争论聚焦于20世纪不同的时间，特别是1964年，因为那一年见证了大气中同位素含量的全球性增加，这是由核武器试验释放的。这些争论还聚焦到一些更早的时间，比如1610年，对冰川冰的测量显示，那一年记录到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一个低值。地球科学家西蒙·刘易斯和马克·马斯林提出了“奥比斯假说”(Orbis hypothesis)。他们认为，1610年二氧化碳水平的下降是“欧洲人到达美洲”的结果，因为这导致了美洲土著人口死亡了约六百万，而且“耕种几近中断，用火减少”。[7]
我们以他们选择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年的理由为出发点——殖民帝国的崛起及其引起的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全球大流动。根据刘易斯和马斯林的说法，欧洲帝国及其全球贸易网的发展导致了“以前互相分离的生物之间的混合”，于是激发了“地质学上史无前例的快速、激进并且还在持续的地球生物重新组织”。[8]他们把帝国作为人类世的真正起因，这对我们重新思考后殖民性有何启发，这又何以迫使我们重新考虑这个人类世是现代世界的特征这样一个当下主义观念(presentist notion)呢?帝国是理解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基础吗?
档案，包括地址档案和历史档案，在人类世的定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地质学家、生态学家和地球科学家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化学力量如何长期塑造了物理和地理记录，但是人类是重塑地球的，描述这种重塑实践的证据是如何编码进人类社会和文化记录的，他们对于解释这一问题还准备不足。查卡拉巴提提出，我们的档案已不再是一个历史信息的仓库，它们现在必须把由人类之手偶然书写的地质记录也接纳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9]研究人类世的科学家也同意查卡拉巴提的观点，倡议对人类记录的研究要从总体上理解引发了人类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正如艾勒·艾力斯和他的同事所说的:
人类世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被统一地创造的:人类改变地球的物质记录，很多，很深，而且是异质的。它们突出地显示了长期以来在广大空间中发生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变化……要理解“人类系统”(human system)，需要大量基于各种不同系列记录(包括考古、历史和古生物学记录)和视角的学术研究参与进来……没有对社会、城市化、殖民化和贸易网络的描述，何以定义一个由人类创造的地质时代?[10]
他们呼吁一种具有历史敏感性的方法，这种方法要“各种不同系列”的“人类改变地球的物质记录”参与进来。这些记录和地层学的岩层一样，对理解人类世都是必要的。而这主要是人文学者的工作，而非科学家的工作。
数字人文何以使得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我们的档案工作，何以使得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书面记录?通过展示这些问题，本文回应了艾勒的倡议。我们使用数字人文方法查找、分类、分析了构成这种记录的大型语料库。过去的几十年中，图书馆、资料库和数字人文项目共同收集了书面记录的1610年前后发生的人类文化生产的大量档案。这个时间点是刘易斯和马斯林在奥比斯假设中提及的。图书馆、资料库和数字人文项目的这些工作，使我们将书面记录概念化(conceptualizing the written work)成为了可能。
为了评估奥比斯假设的合理性，我们使用了数字人文方法来挖掘“早期英文书籍在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EEBO)和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中的历史档案，以寻找证据来支持或反驳殖民主义和现代早期全球化的兴起促进了人类世这一理论。这两个档案库中的档案大多是用英语书写的，这是我们研究的局限。不过，我们的目标是要在英格兰自己的语言和话语的边界之内完成对其创造世界的趋势进行内在的批评。我们是从劳伦·克莱因处汲取了灵感。她写道:“我们首先要问的，不是什么可以被建模——什么现象我们可以大规模地进行追溯，而是语料库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使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有意义的文本或者词汇簇显示出来?”[11]我们希望，随着数字化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能够产生更多多种语言的档案，这样我们就能够获得有关这一问题更对位的(contrapuntal)视野。
我们的档案研究评价了奥比斯假设对我们有关全球主义、后殖民性和人格(personhood)的历史理解造成的影响。通过展示人类世这个观念本身是如何依赖帝国的逻辑，研究的结果使我们能够阐述清楚后殖民的、当地的奥比斯假设的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而那种帝国的逻辑，在17世纪给我们引入了一种由全球布局变动和位移定义的新的生活和生物方式。我们的模型揭示了，英格兰的帝国计划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生物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移植——人类可以移民到偏远的殖民地，一定纬度上的种植园可以长出经济作物。因此，帝国的计划是，以“biota”(由地理和生态系统决定的生物)这种生物模式来取代“anima”(由个体灵魂决定的生物)这种文艺复兴的生物模式。这促进了全球气象学的变化。正是刘易斯和马斯林发现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对种族和国家的观念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研究。
有科学家建立了16世纪殖民化与那个时期冰川地层构成的清晰联系。我们的方法通过考察导致1610年地质金道钉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因素，补充了这样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者已经发现了这种变化的性质——二氧化碳水平降低，但是他们也承认自己对导致他们称之为“地球系统”(earth system)变化的历史事件理解得还很肤浅。在这一点上，人文学者对档案的研究就可以有帮助。通过对现代早期的档案进行数字分析，我们发现人类世并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断裂。这种断裂预示了以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现代性的开端。可以这样说，人类世标志着现代早期的计划，这个计划把世界想象成一系列纬度带和由纬度带划分成的气候区;这个计划想象了一种前现代的地球系统，这个系统在空间上规定了生物的全球分布，这助长了帝国的目标——生物能的统治体制(regime of biopower)。这一点在关于人类世的讨论中尚未得到充分的认可。从我们引用的档案证据和地质学证据中推断，我们提出，应该是帝国的观念，而非当下或现代性的观念，塑造了人类世的定义。
一、对话语网络进行建模:从信息读取到福柯的“复杂域”(“Complex Field”)
为了调查构成这个时期书面记录的大量历史档案，我们使用了一系列数字人文和数据科学的方法，包括主题建模方法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DA)和神经网络结构词向量(Word2vec)。我们用这些方法分析了一些词、词组和文档中的语言学趋势。这些词、词组和文档定义了17世纪全球生命和生物体运动。[12]为了从多种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我们把机器学习技术运用于来自EEBO和HathiTrust的文本数据。这些技术使我们能够识别与现代早期和不列颠帝国早期话语中的人类世相关的明显和潜在的语言与语义模式。
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主题建模背后的数学并没有其对于我们分析档案采用的方法重要。LDA对语料库中的语言模式的学习分为两步。第一步，算法会识别出具有较大可能出现于另一个词附近的词，这样的结果就是识别出常一起运用的词的在地语义(local signification)，这形成了一种基于用法而非定义的语境词库。第二步，算法将这些构成主题本身的词簇与它们出现的特定文本联系起来。支撑主题建模的语言学假设就是“呈现一个词的意义，最好的方式就是识别常出现在它附近的那些词。主题就被定义为普遍化了的联系模式”。[13]
在实践我们的方法时，我们认真地回应了对于主题建模的一些尖锐批评。这包括来自本雅明·施密特[14]和笪章难[15]的批评。施密特反对我们把主题当作是以其自身完全形成的认知单元。他认为，这种假设会导致“晦涩的主题阐释实践，这种阐释与实际问题的联系非常浅”。最重要的是，在施密特看来，“我们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词而非主题，于是人文学者“必须把模型与对构成模型的词的细读整合起来”。笪章难则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了数字人文(她称之为“计算文学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是，数字人文过分依赖于把并不具有实际意义的词(disembodied words)作为批评判断的基础。她认为“计算文学批评倾向于对统计结果进行不合理的过度判断和误读，因为这种批评常常纯粹是基于词频进行的，而不考虑词的位置、句法、语境和语义”。[16]
主题模型的过度运用某种程度上源自“与发明这些模型的计算机科学家相比，数字学者倾向于用主题建模去做一些稍稍不同的事情”。[17]所以，比如说，施密特注意到LDA的发明者大卫·布雷的团队“常把LDA描述为信息读取的一种进步。布雷展示了，通过给文档赋予有用的标签，LDA可以使大规模的文本变得可浏览”。更近一些，乔丹·博伊德-格莱博的团队在图书馆情报学的框架下将主题建模描述为“一种简单的索引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提供“查询词和文档之间的语义关系”。[18]这两个计算机科学家团队都把主题建模定义为一种语料库文档索引机制和技术意义上的发现机制，而非认识论意义上从主题的词语之中发现收集新洞见的机制。
我们接受信息科学的提示，重返方法论背后的核心逻辑，以图摆脱对产生于主题模型的无实际意义的词语列表的过分依赖。我们借鉴图书馆情报学的实践，把这项技术当做一个信息文档提取程序，以避免单单聚焦于对词的远读。通过增加一步，即在原本的文本语境中重新定位主题模型中的词，我们的档案方法论(archival methodology)使我们能够在词、句和段落的层面查询和识别有意义的语言模式。我们的方法考虑到了主题模型包括机器学习的两个层面这一相对被忽视的事实。LDA既可以追踪构成主题的词，也可以追踪主题出现于其中的文档。尽管在人文领域中大部分使用LDA的远读都是在利用前者，但是信息科学家已经聚焦于后者[19]。本文的目标是，通过对主题中识别出的词(LDA的第一步)与其源文档进行语境重构(LDA的第二步)，来识别历史数据集中的相关文本。我们希望对词—主题读取和文档—主题读取的结合，使我们能够捕获主题中的词的本地语境，并照顾到这些词在更高阶的语言结构中的语境，比如在编码句法、语法和本地语境中语义上的细微差别。这一过程最终证明是生成性的，使我们能够识别相似的、具有潜在语言模式的、新的引文和文本片段(extracts)。
这种方法还使读者能够通过阅读算法从中提取词的引文来核查主题的连贯性。对机器运算的结果进行人工核对是信息科学常见的实践:建立一种被称为地面实况(ground truth)的保护措施来排除模型中假的结果。地面实况并不是一种认知分类，而是一个地理上的比喻。围绕地球运行的卫星发来的图像可以展示地表的某种图样，但是来自空间的这个图像必须由地面上的人进行验证。数字人文以前是基于卫星图像的远距离视角的，但是主题建模也有力量建立地面实况。把文本的相关部分传递过来，来验证意义的本地语境，就可以了。
我们更关心用主题建模对基于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的文本摘录进行索引和提取(这一点主题建模很擅长)，而不是把主题建模用作结构复杂的人工智能预测算法(这一角色它做得并不太好)。我们不是把分析尺度的中心放在主题中的词之上，而是把它放在用相似语言使用模式的文本网络之上。这些文本网络是由LDA识别出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一目标投入到了实践中。通过借鉴语料库语言学和图书馆情报学，我们在空间上把主题建模作为话语网络，即揭示了一组文本中词重复出现模式的结构。我们提出了主题建模在这些话语网络上的另一种运用:我们构建了一种聚合的主题模型——模型的模型，而不是采取那种恶性的(maligned)词汇包的方法。
LDA生成的话语网络有两个层面的信息。图1展示了特定的语言模式发生的主题簇(标签a和b)，它具有文档检索界面(标签c和d)，这些界面可以向用户展示对该话题有贡献的所有段落和文本。用户可以选择聚焦于较小范围上的搜索数据库检索得到的单个引文(这是人文学科中常做的)，也可以聚焦于大范围中的主题网络和文本网络。这两个层面都可以用LDA处理数据，但是大多数远读都聚焦于主题中的词语。是我们的研究第一次把词语与文档这两个层面结合到一个可视界面中。我们的话语网络拥有两个层面上的分析，这使我们能够把这种散乱的网络场视为一种空间安排。这种空间安排展示了在构成网络的这些文本中词语和词组是如何被使用和排列的。当一个词语或词组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就可以在它们的文本语境中重建这些语言模式，来看看这些词语在包含这一模式的所有段落中究竟是什么意思。
此外，为了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增加话题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在此展示的每一个主题模型，我们都至少运行了20次。这样做使得构成我们的可视化词语模式话语网络的主题，都只是在运行了多次的模型中最稳定和持续普遍存在的。这个累积的(aggregated)主题模型把单个的模型聚集成更大的网络，而这个更大网络则使我们能够看到重复的语言模式，并减少意义不大或者连贯性不强的主题簇(clusters)。话语网络可视化把词语簇在空间上进行了分组，展示了EEBO语料库中所有凝聚在所选择的互不相联的语义群组周围的文本。
通过打开EEBO和HathiTrust语料库中的语言模式，识别很多文本都有的低级模式(比如词、句或者段落)，我们开始构建话语网络。这些文本可以处理语言使用的相似模式，比如在措词、句法、搭配和同现(co-occurence)方面。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些本文可能就完全不能由性别、作者、出版者或者主题连接起来。所以，比如出现在我们很多测试中的气候话语就显示出相似的语言模式和词簇出现在了提到以下词的文本中:地球(globe)、纬度(latitude)、两极(poles)和一些地点名词，比如中国、印度、美国、弗吉尼亚。不过，没有这个语言模式识别方法，我们就没有特别的理由将数学、绘图、苏格兰肥料和威廉·莎士比亚的《暴风雨》[20]或者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并置在一起进行阅读阐释。[21]识别这些低级语言模式的机器学习算法，使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时期完整的话语网络。这个话语网络是由交叉的词和词组按照它们在语言中实际使用的方式构成的，而非以一种先验的方式分类或定义的。
用这个方法给EEBO和HathiTrust语料库中包含的有意义的话语赋予结构，我们就可以少用《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国家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这样按文体、时代或者线性历史时间线的方式来查看现代早期的文本话语和语义话语。随之，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个历史时期，并把这个历史时期构想成一个由词密集交错联系而成的网络。而这些词是按它们多样的语义使用(并非按它们在词典上的定义)和包含及传播它们的文本排列分组的。
文本间这些话语层面上的联系，以前并没有常被研究，因为很少有这一类的先例或者审美的动力来阅读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文本，而这是我们研究的一部分。数字方法的潜力就在于其有能力将对精微的语言模式识别方法运用于词、句法以及形式结构中。在一首诗、一个段落或者一本书这样比较小的尺度上，这种分析模式我们是很熟悉的，就是文本细读的做法。这样我们的话语网络方法就回应了宋惠慈(Wai Chee Dimock)的问题:“如果文学史的领地不是被分成了一个一个历史时期、不是被分成了国别文学中一个一个的人，那文学史会成为什么样子?”[22]她论证道: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就像德勒兹和伽塔利称之为‘根状茎’(rhizome)的东西”，能帮助我们理解“文体并非仅仅是一种分类理论，而可能更关键的是，它是一种关联理论”。[23]我们的话语网络，超越了文体和类型的问题，是在语言使用模式的层面上寻找关联。
(a)主题网络展示了主题簇之间的空间关系。(b)主题簇列表展示了在多种模型中最稳定的、重复出现的主题以及构成这些主题的词。(c)文本检索列表展示了对所选主题簇有贡献的所有文本。(d)元数据区展示了所选文本的相关信息。
在设计话语网络时，我们利用了米歇尔·福柯的作为网络的“话语的复杂域”定义，这一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是在很多文本中重复的词和词组层面的语言模式。[24]通过识别语言趋势并允许读者将有相似的语言使用模式的文本放在一起，我们的话语网络方法把历史主义的方法放大为档案。我们的文本网络在一个大的、语料库级别的层面上体现了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或者说新历史主义的文本分析，不过，这些网络更多地是依赖于系统性的、可重复的方法而非似乎是在意外中发现的轶闻式的引文。如果用得不好，数字人文方法就会像运行不佳的计算机科学。不过，丹尼尔·肖尔指出，如果数字工具用得好，那么就像其在大范围的话语场中那样，通过追踪词和文本之间的联系和模式，就可以挑战和丰富我们的细读和历史学家在档案堆中的工作。[25]在此，我们旨在以微小的方式来展示出数字学术的未来如何与人文中档案研究的核心方法论上与理论上的目标站在一起。我们用这些方法来揭示，一个文化时代及其文本并非简单地具有历史关联，文化档案还可以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尺度上测量地质变化。从之前的人类世研究出发，避免在思想史上给现代性精准定位的倾向，我们选择了挖掘一个文化时代的话语，以此来追踪作为全球范围内地质变化首因的帝国的影响。
二、重访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
奥比斯假设的基础是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这个词是阿尔弗雷德·克洛斯比(Alfred W. Crosby)于1972年首创的，用于描述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是如何推动大规模的有机物运动的，这一运动塑造了我们地球的历史。克洛斯比对这一新旧世界(或者说东西半球)之间的交换所作的描述[26]背后的基本逻辑，很少有人质疑。这种半球的视角引导克洛斯比和包括刘易斯和马斯林在内的无数后于他的学者，用这种有问题的二元对立的眼光看待世界，就像旧与新、东与西，以及(隐含的)自我与他者。这维持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
我们对从奥比斯假设的时代开始的人类记录进行数字建模，通过研究现代早期自身的全球主义(globalism)逻辑，使得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复杂化了。我们起初的模型使用了来自EEBO的60,331个文本来分析现代早期有关地球(globe)定义的话语网络。为此，我们诉诸于阿耶莎·拉玛钱德兰关于文艺复兴[27]如何塑造世界观的著作。[28]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初步的模型，也许能反映作为整体的世界是如何在这些档案中被描述的。因此，我们对包含地球(globe、terra)、世界(world、mundi)这些词的每一个段落都运行了模型。结果很惊人:跟其他所有词相比，纬度(latitude)、经度(longitude)、极(pole)、气候(climate)、圈(circle)和度(degree)反复地出现在我们的各个主题中(见图2)。
我们初步的模型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显示出，现代早期对于地球空间的理解形式是由纬度的平面组织起来的，而非半球，甚至不是大陆。粗看起来，这一论断似乎只是地理历史中次要的技术细节。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些初始的关键词追踪下去，以现代早期自己的眼光而非以克洛斯比的半球的观点来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档案，就发现哥伦布交换开始显得相当不同了。克洛斯比的论点核心是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主要是沿着东西向轴(east-west axis)运动的。可这一点变得难以坚持了。当我们认真地考察现代早期的观点，也就是全球空间(global space)是按纬度而非半球组织的，我们就会得到关于现代早期人类在人类世的塑造阶段所起作用的完全不同的观点。
机器学习技术使一种英国全球主义话语浮出水面，这种话语把地球空间理论转变为殖民政策，并通过在移植的植物区系(以种植园的形式)和动物区系(以殖民地的形式)周围建立国外占领地和租借地的方式，付诸实践。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对空间、气候、阳光和宜居性之间关系的某种理解之上的。殖民政策的制定者把纬度当作生命全球分布组织的系统性网络，并把它当作殖民事业的中心信条。我们在17世纪全球话语的模型中发现，关于生物传播性的观念居于英国世界观的核心，出现在几千个互相关联的文本中，从爱尔兰种植园的历史到对亚洲和非洲文化的描述，再到关于赤道附近地区的湿度和水的含盐度研究，等等。所有这些文本都在表明，在这个世纪中，英格兰都在努力把自己摆在全球舞台上帝国野心家的位置上。在为了全球大发现和征服的生物运动中，现代早期的人类并非仅仅是不知不觉的演员。关于地球的纬度想象是现代早期对生命本身理解的基础，它以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形式，是在与地球系统直接和构成性的关系中发生的。
在我们初始的模型中，我们发现，纬度是现代早期世界观的总体性原则，是服务于更根本的生物学框架的制图学与数学的线的一个体系。这些线使得现代早期的旅行家、水手和商人以及作家和学者得以想象何种植物和动物何以能够适应某一纬度的气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些早期的模型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气候相应地被理解为一种空间概念。比如，在我们的模型中第一批被标记出来的文档之一威廉·格仑特1625年的《精准世界新图》就把气候定义为:
地球的一个空间，包含在两条平行线之间。它们的用途是表明世界上昼长的差别，以及在那种气候中，你可以看到一年中昼长最长的天数。[29]
17世纪晚一些时候，威廉·阿灵汉姆以它们划界的区域定义气候:
气候是地球上的某些空间，其由两条平行线划定，从赤道之处到两极;各区域与气候之间区别如是:区域的主要目的是由冷热和黑夜变化来区别空气质量。[30]
那么，在17世纪，气候就是地球上由平行的纬线划定界限的带状区域，它们是测量地表日照分布以及最终昼长的方法。在赤道即昼夜平分处和两极之间有48条平行线，因此就有24种气候，各种气候之间的差别是由30分钟的日照为单位精准测量的。正如阿灵汉姆指出的，气候在空间上被划分为“区域”，这些区域“由冷热和黑夜变化来区别空气质量”。根据乔治·辛克莱1688年的著作，离昼夜平分即赤道处最近的气候被命名为酷热区，“因为在这些地方，太阳光线更垂直，因此更热，所以居民在某种程度上热量被烤糊了，烧焦了”。[31]相比之下，在热带和极圈之间的温带，“太阳光线更倾斜，热量反射没有那么多，是最适宜居民居住的”。[32]这些因素都规定了生物何以能够在特定的纬度带存活下去——离赤道最近的气候对于植物来说更肥沃，而热带与极地之间的温带最适宜人类“居民”“居住”。在现代早期可以看到，对于人们对地球的理解方式来说，生物的生存能力有多么重要。正如约瑟夫·莫克勋在他的数学词典里所说的:“把赤道分为相等的两部分:它的中间就是黄道，太阳沿黄道持续运动，在赤道两边各留下6个纬度，被命名为Zodiac，这是一个来自希腊语的词汇，意思是动物、活的生物。”[33]嵌在与天体相关的地表空间组织中的，正是生命的蓝图。
在我们研究的第一阶段，由地球(globe、terra)、世界(world、mundi)这些词生成的初始模型揭示了对地球的现代早期理解是建立在气候和区域的逻辑之上的。这一基于气候的现代早期思想体系并没有使用哥伦布大交换的半球逻辑，而是使用了纬度逻辑，这导致生物可以沿着具有类似程度日照、热量和湿度，(根本上)也就是具有相似的生命维持能力的纬线分布，繁衍生息。根据这一可以追溯到古典世界的17世纪的独特逻辑，纬度作为衡量日照和昼长的方式，规定了动植物可以适应某种气候和区域的范围，因此是投射到地球空间上的现代早期生命理论的基础，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当下的我们所认可或知晓。
三、在全球范围上想象生命:空间与地点
在我们建立的模型中，我们发现，一个突出的现代早期话语认为:从根本上，纬度(因而还有气候)，通过根据人周围的环境来调节四种体液的水平，进而塑造了人类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换句话说，气候塑造了生物。结果就是，现代早期关于人类的想象并非是按照一系列固定的遗传特征来设定的，这些人居住在全球不同纬度、气候和区域，拥有不同地理、文化和体质特点。而我们现在称之为种族。而应该说，全球的生命是由气候决定的，这种理论是17世纪对种族和民族特征令人惊讶的可塑性和偶然性的表达。在现代早期的理解中，包括纬度、日照、气候、温度和湿度在内的地球系统在塑造体液生理机能上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构成我们话语网络的文本中，我们发现它们体现的现代早期的世界观是:如果动物和植物可以沿着具有稳定环境条件的纬度带移植，那么人类也可以。
在第二个阶段的分析中，我们以全球空间的角度研究了定义生命的话语。因为在我们对整个档案初始的建模中，气候这个词非常突出，我们因此创造了一个由所有提到这个词的文本构成的话语网络，由此开始追踪气候话语的轮廓，这是在我们上述引文的范围之外的(见图3)。
我们发现，气候话语的核心是这样的文本网络，这个网络描述的是活力论(vitalist)世界观，并把地球上各异的部分联合起来构成一种凝聚在一起的生命图景。“树(tree)、果实(fruit)、植物(plant)”“木(wood)、灰(ash)、弗吉尼亚(virginia)、酒(wine)、自然/性质(nature)、马(horse)、血(blood)、植物(plant)、花儿(flower)、疾病(disease)、治愈(cure)”“冷(cold)、热(heat)、空气(air)”，这些主题簇位于气候话语的中心。在对“树、果实、植物”这个主题簇有贡献的文本中，我们发现了托马斯·梅翻译的维吉尔的《农事诗》，还有托马斯·哈里奥特的《关于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的简明实况报告》。[34]后者描述了弗吉尼亚的“气候的性质”，认为其“类似于日本岛，中国、波斯、Jury的陆地、塞浦路斯和Candy岛，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很多其他有名的、著名国家的南部”。这种对位于同一纬度带地方的气候的全球性比较，使得哈利奥特提出“所有季节都很好的气温”，可以“出产多种很好的商品”。[35]亚洲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抢占了这些英国作者的想象。1650年爱德华·威廉姆斯(Edward Williams)回应了哈利奥特，主张“纬度相同”表示“气候、土壤、肥力相同，各种已知的产品也都总体一致”。[36]对我们模型中文本的这种奇怪的分类再次表明，我们基于半球(东与西，北与南)和大洲划分观念组织起来的地球地理知识的世界观，在这些档案中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存在。现代早期的关于地球的话语设想了一种全球的连续性，而这是与我们现在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要问，在讨论世界上具体地方的文本中、而非仅仅是在对整个地球空间进行讨论的文本中，描述生物的词汇簇是否显著。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即便不是在抽象的全球空间概念下，而是聚焦于具体地名的小空间尺度上，这些簇依然存在。例如，在涉及中国、印度、弗吉尼亚、美洲和非洲这些欧洲与地中海地区以外的最常被提及的地名的所有段落中，对这些段落建立的主题网络也产生了相似的簇。
纵观所有这些具体地名的模型，我们发现，对决定了生物全球想象话语有贡献的文本是由在现代早期被广为宣传的文学作品、游记、航海的技术性文本组成的，这是一个奇特的组合。构成这些活力论主题簇的文本本身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网络中大部分的主题簇都是从大致同种类的文本中抽取出来的，通常就是从单一文体的文本中抽取的。比如，有“国家(country)、地方(place)、部分(part)、人(people)”这个簇的，主要都是游记;有“生命/生活(life)、爱(love)、欲望(desire)、理性(reason)”这个簇的，大部分都是喜剧和传奇;“神(god)、基督(christ)、主(lord)、世界(world)”这个簇，主要来自布道;“日(day)、平行(parallel)、度(degree)、极(pole)、纬度(latitude)”则全部由制图和数学文本构成。而不同的是，描述世界上基于气候和纬度生物生存条件的活力论主题簇，则是非典型的。这些主题簇中文学性的、技术性的、贸易相关的、历史相关的、与宗教仪式相关的、经验主义的本文都有。这些文本代表着不同的话语线条，这些线条在现代早期的思想中相互交织，而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则很少相互混合在一起。
贯穿这些文本的一条共同的主线是:当英国开始要描绘不列颠群岛、欧洲和地中海以外的世界的细节时，这些作者们都在进行基础性的尝试，试图在全球的尺度上规定人类的观念。在英国快速地重新界定自己世界观时，活力论话语把气候和纬度作为形成全球生物的力量。这种话语为现代早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总体上理解全球空间组织的优雅的模型。这个模型能够从总体上理解全球空间的组织，也能够在一个更聚焦的层面上，即横跨地球的具体地方和民族层面上理解全球空间组织。
除了技术性的文本，文学性的本文也参与了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关于全球生物的话语网络显然包括了如今我们称之为文学文本的现代早期大部分作者的文本。弥尔顿的《失乐园》、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查理二世》和《冬天的故事》、约翰·邓恩的《紧急时刻的祷告》、本·琼森的《炼金术士》、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燃烧的世界》，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威廉·达文南特(William Davenant)、博蒙和弗莱彻(Beaumont and Fletcher)、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还有拉伯雷(Rabelais)和蒙田(Montaigne)作品的译本，这些都在词语和文本两个层面上参与到了主题簇之中。我们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在语言和文本上与气候和地球空间话语的亲和之处可以归于一种现代早期的理解方式，也就是，由气候带来的不同的体液与性格，不仅对身体有影响，而且还向外波及，影响到文化实践，比如喜剧、诗歌和哲学。作家经常提及地球空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例如，梅翻译的维吉尔的《农事诗》中就声称“每棵树”都需要“适合它的气候、生长和性质”，关于自然的诗也是如此，它需要合适的条件来培养这种创作。[37]17世纪稍晚，托马斯·莱默也同意这种说法，提出“戏剧诗”(dramatick poetry)可能会违反时代的气候，“就像其中的外国植物，气候不是很友好，栽培了但是未经呵护”。[38]
包括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在内，在气候话语网络中发现的很多文学与宗教性的文本，使用树、植物、医药、体液、纬度和气候这些语言是为了参与长期存在的关于天堂位置和气候的解经争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1610年的译本中明确地记述了古典世界中关于天堂位置的不同表述。“想象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设置的、赤道上气候非常温和宜居的区域，而非之前的位置。赤道把炎热干燥的区域分为两个部分，与黄道交于两点”。[39]雷利论述道:
作为地球的一个部分，天堂被创建于35度纬线的地方，位于伊甸园或者美索不达米亚的下方，也包括希纳尔和亚美尼亚的部分地方。它距离赤道35度，距离北极55度，气候温和，盛产果实，主要是不用劳动就可以收获的棕榈树。无论在什么方面，土地、自然和太阳，它们都可以自夸胜过别处。[40]
在《失乐园》第四卷，弥尔顿花了很大篇幅在地球上定位伊甸园，把它的位置标记在与阿玛拉山(Mount Amara)有关的地方。帕特里克·休姆注释说:
在埃塞俄比亚的赤道下方;在赤道下方，土地肥沃，极其宜人，出现了德尔图良(Tertullian)、博纳文德(Bonaventure)、杜兰达(Durandus)这样的优秀人物。炎热的赤道，以前被认为不适合居住，但是通过经验我们知道，那里白天有东方凉风吹拂，夜晚土地整个处于(凉和热)中间，很温和。把天堂放在这里，再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比这种气候更接近天堂的自然、美丽和富饶。[41]
弥尔顿从气候的角度描述了夏娃在天堂里的劳作。夏娃恳求“故乡”与“气候”允许园子(的花儿)“生长”。[42]叙述者说，她从“柔嫩的枝条上”采摘果实，“无论东西印度，大地母亲都孕育了一切”。[43]我们发现，识别出伊甸园所处气候带的基本假设是由纬度带规定的生物模式不仅被运用于植物和动物，也被运用于单纯的人类——这也能够描述在堕落世界中的不同文化与起源的民族。
四、种植园的化学生态学:烟草、咖啡和酒精
在这些地球上有具体地名的模型中，像“黑”(black)“白”(white)和“颜色”(colour)这些词并不常用于描述居住于某一地方和纬度带的人，而是代表在不同气候中、身体如何内在地不稳定。如果生活在不同的气候区域，欧洲人的生理机能可能会被改变。这一事实动摇了生物学意义上种族的观念。例如，我们在尤瑟夫·亨肖1637年所著的《漫思》中发现，他坦率地承认“我们看到人们随着气候改变肤色”。[44]很多作家思考了我们模型中富有异国情调的物质和词语的所带来的远不为人知的效果，包括植物、医药，还有像盎司、打兰(dram)这样的度量单位，橡胶、根部(root)、酒，以及巧克力、烟草、咖啡和茶。这些东西后来成为了不列颠帝国全球贸易网中的关键商品。在我们运行的所有关于不同具体地方的模型中，关于这些物质和化工产品对身体产生的医疗效果和对体液影响的话语是稳定的、反复出现的(见图4)。这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活力论植物和动物主题网络，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些网络描述了居住于某种气候中的生物的种类和所需要的条件，而关于体液的话语则描述了环境对欧洲人身体的生理影响。
把某种具体的气候物质对身体产生的作用作为体液话语的基础，这是一种讨论环境对身体的作用的理论，今天我们称之为化学生态学(chemical ecology)。英国皇家学会的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把在一种气候中空气的力量描述为“既改变又接受暴露于其中的身体”，结果带来“身体”“机能”“动物……甚至盐和矿物质的力量”的转化。[45]根据G·哈弗和约翰·戴维斯在《哲学会议研讨二集》(Another Collec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ferences, 1665)中所描述的机制，正是从我们已经看到的基于气候的全球空间组织的角度，这种转化在身体中发生了。生理性变化的根源“或来自气候，或来自土壤”，它们可以“在身体器官(parts)、体液和精神”的层面上使“我们的灵魂加热或冷却、变湿或变干”。正如现代早期的官能心理学所界定的那样，气候重塑了人类灵魂的核心，也重铸了早期现代人类的图景，后者从稳定、熟悉的英格兰语境到全球空间的孤立(deracinating)框架。这样的框架是“转瞬即逝的、不稳定的和多变的”;[46]而官能心理学则强调灵魂的机能、力量、体液和精神。
植物、草药和化工产品在不同的气候中移植，是殖民主义很明显的工具。很多文本中表明的这种化学殖民主义(chemical colonialism)的机制令人着迷。被我们的模型标记出来的很多文本部分(moments)是关于用草药和酒来使土著人进入一种化学诱发的糟糕的昏迷状态的。例如，在阿芙拉·本恩的《奥罗努科》(Oronooko, 1688)中，酒精被用于给其中的非洲王子设圈套，将其捕为不列颠帝国的奴隶。[47]《暴风雨》则清楚地表达了莎士比亚对这种化学殖民主义策略的持久的批评。最突出的就是在斯丹法诺(Stephano)和特林鸠罗(Trinculo)用酒安抚凯列班(Caliban)身体的时候。普洛斯帕罗(Prospero)通过人文主义的教育体制教凯列班说话，说的语言是殖民征服的媒介;而斯丹法诺和特林鸠罗通过给凯列班一种来自外国的化学品来控制他的身体，就像是“叫”他“说话”一样。[48]结果，“这可怜的怪物喝醉了”[49]，现在成了一个被驯服的身体:“救活他”就要“把他驯服”。[50]这个“烂醉的怪物”[51]从中风中恢复过来，用他恢复过来的语言能力，向那异域的东西和它的持有者表示臣服:“我要按着那瓶子宣誓做你忠贞的子民，因为那酒不是人间的。”[52]斯丹法诺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不平衡，这种对体液侵入性的控制已经生效了，他为了自己和特林鸠罗的好处要抓住这个机会:“特林鸠罗，既然王上和我们全体伙伴都淹死了，我们可以接收这块地。”[53]就这样，这个遭遇海难的欧洲集团就继承了这块土地以及这里的动植物——凯列班许诺了这里的“水泉”“浆果”“鱼”“木柴”和“长”的“野苹果”[54]——通过了化学手段，把一种来自外国的东西用到这种气候的地方，导致了一种由内而外的可怜状态，这利用了凯列班没怎么喝过酒，因此很容易被酒瓶拿下。于是，我们在《暴风雨》中就看到了并不怎么需要借助外在的强行逼迫，只要引入一种新化学品就可以让凯列班自愿变成一个仆人。
在《暴风雨》中，贡柴罗要消除“地界”“耕地”“葡萄园”，[55]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早期的乌托邦话语。最显著的是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出现了种植园，这是17世纪英国殖民地的典型。我们的模型指向了有影响力的文本，像弗朗西斯·培根的《随笔》，其中种植园被定义为“先前王国的子嗣”，并把不同纬度带的植物移植运用到人类身上——“你用来种植的人”身上。[56]对于基于气候理论的现代早期生物全球话语来说，种植园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巅峰。17世纪英国扩张和贸易的图景开始是集中于受纬度带限制的相近气候环境下生长的、可带来利润的谷物和商品。不过，潜在的、不同气候中的生物可移植性模式，构成了由人类的殖民移民到种植园的基础。基于纬度的气候模型形成了最早期的合资公司商品网络，反过来这又为将人们移植到全球各地奠定了蓝图。
基于气候的世界观出现于我们模型的文本中，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气候话语与现代早期文学批评所称的“地理体液学说”(geohumoralism)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气候理论”关联紧密。在这些理论中，“区域的气温、湿度水平、土壤和地形有助于形成居民由体液影响的面色、肤色和性格”。[57]早期现代主义者关于地理体液学说争论的关键点主要是“面色”和其他由气候决定的种族区分的相对固定性与流动性。正如艾伦·斯图尔特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被永久地从那个可能被认为是其‘自然’居住地的地方被迫迁移到国外某地安家，在这样的环境下”，会发生什么?[58]实际上，正如斯图尔特和让·菲力克(Jean Feerick)提出的，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出现了相当的焦虑，地理体液学说是其一个来源。人体的可渗透性意味着，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待上足够长的时间，稳定的民族和种族分类特征就可能被模糊。当时在英格兰新兴起一种令人不安的关于民族性和帝国的观念:似乎英国人非常容易就能变成“跟爱尔兰人”或者印度人“几乎没有区别的人”。[59]
不过，后来这种地理体液学说会动摇英国人国家身份认同的说法就失势了，对这种理论的批评太多地是为不列颠帝国中所发生的种族不公正道歉。彼得·埃里克森和金·哈尔论述说，强调现代早期种族主义“流动的”本质的方法，“掩盖了种族形成中发生在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这是一种重要的忽视，在这种忽视发生的时期，“莎士比亚的世界中”有关殖民主义与种族的对话已经“很清楚地停下来了”。[60]尽管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要把我们的研究扩展到英格兰以外的区域，不过，我们从档案中找到的证据显示，地理体液学说的模型比对它的批评所承认的更微妙。我们发现，当所谓的种族特征流动性出现于我们的证据中时，体液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远非是始终如一的。
正如吉娜·菲洛所论述的，当我们眼光不在局限于那个时期最明显的关于种族的经典文本时，就会发现地理体液学说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四分五裂的话语，而并非那么主要地是关于流动性的。它的分裂是因为“关于种族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话语不连贯、不一致，而这种现象几乎持续了整个17世纪”。[61]而当我们留心苏耶妲·艾扬格的呼吁“承认相互矛盾的感觉结构会斗争、互相加强，而最终毁灭”[62]于现代早期种族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下时，我们在模型中发现，地理体液学说对气候的理解并非一开始就宣扬流动性，它是在17世纪过程中，逐渐成为殖民暴力的首要工具的。我们的证据揭示了，由体液构成的身体很容易随势就形，它的这种特点就被利用作英国殖民政体的核心战术。构成我们话语网络的文本显示了英国全球事业的核心策略从关注欧洲人身体效果的话语转变为对全世界人施用化学控制的话语。
我们的话语网络模型揭示了一种关于气候的活力论话语，其中的空间、种族和帝国共同界定了地球和英国在其上的位置。体液生理学赋予了现代早期技术性词汇，使用这种词汇就可以描述人体的弱点和易渗透性。纬度、空间和气候改变了基本的人体生理学和化学，使之取决于人所处的空间位置和与之相关的气候。这种基于气候而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也迫使现代早期的作家承认种族与帝国的观念是不稳固的，要服从于全球语境下的重新界定。
我们识别的基于气候的模型并没有把种族特征当作可互换的。准确地说，其实是反过来的:我们发现，人类是被嵌入在空间上并进入偶然性的气候之中的，这种观念被用作英国早期殖民项目的首要工具，以用化学胁迫的方法强行进行种族分类。把奥比斯假设和人类世定义为现代性叙事或进步叙事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忽视了17世纪生物全球大迁移中最不同寻常也最麻烦的一个方面。奥比斯假设所描述的那种变化，其基础在于一种权力驱动的全球生物理论，其所指向的是为了帝国的目的而跨越远距离地重塑人、动物和植物的分布。
五、没有现代性的人类世
很多有关人类世的研究都是基于现代性的观念和关于进步的启蒙叙事。但这种观念和叙事没有为人类世创造条件，人类世也不是工业革命偶然的副产品。现代早期的档案并不是被动地见证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冲击。它们呈现了丰富的记录。这些记录是以殖民主义、奴隶贸易、种植园扩张、还有支持帝国经济全球商品网络的形式来定义欧洲世界的创生。作为对以往观点的一个关键的校正，我们对人类世的看法基于我们对数字档案的分析，也发生了改变:人类世的逻辑并不依赖于现代性、启蒙进步、工业化或者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因一项政治工程而散开的波纹，这项工程是为了帝国的发展而旨在重新配置地球上的生物。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遗失了这个话语。这种语境使我们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1945年之后的时代地球是如何塑造的。
重新思考之前提出的人类世于1610年到来的条件，对在人文学和科学中定义的关于地质年代的普遍观点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殖民主义与种族问题从边缘移到中心，使之成为定义人类世的首要因素。有些研究响应了“将人类世去殖民化”的号召，但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63]而我们同意它们的看法。不过，某种意义上，这些值得赞赏的研究并没有走得足够远。殖民化及其后殖民遗产应该在对人类世的界定中占据突出的位置;还应该被看作记录于我们的档案中的知识工程的催化剂。这些档案，定义了地球和它承载生命的能力;这些档案，作为我们现在认可为人类世时期的特征，重塑了地球。将人类世去殖民化这一号召更准确的陈述将会承认:人类世与殖民主义是共存的。
经过多番争论和异议以后，地质学团体中时代划分的守门员——人类世工作小组，最近投票同意，将1954年作为这一新的“世”的开端。与此同时，人文领域关于人类世的很多理论和批评研究已经聚焦于后1945年代。这个时期见证了后殖民主义的出现。不过，正如刘易斯和马斯林提醒的，关于人类世的过于当下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扭曲了引起地球系统改变的人类活动因素的历史跨度与地质跨度。一种当下主义的观点会把人类世阐释为发生于20世纪中期的时间上的断裂。这种观点有采纳了短视的共时性观点的风险，而这在历史上是既不准确也不道德的。这种观点抹去了殖民暴力和胁迫留下的遗产，而正是这些引发了对人类世有贡献的历时性的社会和技术因素。
我们的工作反映了使用数字方法来审查文字记录的努力，回应了刘易斯和马斯林对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的号召:参与定义人类世时代的本质。我们尝试用数字人文使历史的复杂性浮出水面的方法进行建模;也尝试对政治效价和伦理效价(political and ethical valences)进行建模，这些一定会成为人类世定义的一部分。而人类世的定义已经令人悲伤地成为了最近关于现代性、启蒙和进步观念的抽象战场。我们的话语网络揭示了，可以就在我们的档案中找到关于人类世斗争的记录，特别是关于人类对其与地球关系理解的记录。福柯教导我们:话语分析的根本目标是要在社会构成的严峻考验中把互相冲突、交错的竞争向量凸显出来。要进入关于这些零零散散的斗争的档案遗存，数字人文可以提供另一种切入口。我们使用数字方法审查人类记录，这更多地是与语料库语言学的共鸣，而非与计算机科学共鸣。我们使用人类记录的话语网络追踪人类与地球相关的不稳定性(precarity)和易渗透性(porosity)的另类历史，这是不把启蒙和现代性置于核心的历史。
—————————————————————————————————————————————————————————————
Anthropocene and Empire: Discourse Networks of the Human Record
James Lee, Joshua Beckelhimer
Abstract: Recent debates about the existence and definition of the Anthropocene provoked a wide-reaching and fundamental rethinking of what means to perform humanistic and scientific inquiries. The nature of humanistic inquiry should change along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human beings are not just historical or social agents but also geologic agents. This essay takes the year of 1610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in one of the definitions of the Anthropocene, uses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s to search, classify, and analyze the large corpora that constitute the human record since that year, and studies the rise of colonial empires and the global movement of life among ecosystems they precipitated. It uses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s to mine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EEBO) and the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 in search of evidence supporting or refuting the theory that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globalism catalyzed the Anthropocene. Our models reveal that England defined its imperial project on the premise that life was transplantable across the globe—human beings could be re-settled into far- flung colonies, and plantations could grow cash crops at certain latitudes. The Anthropocene signals an early modern empire project that imagined the world as a series of latitude bands and the climate zones they delimit, a premodern earth system that defined life across the globe in spatial terms, furthering the goals of empire—a regime of biopower that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acknowledged in debates on the Anthropocene.
Keywords: The Anthropocene; Digital Humanities;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 Empire Project; Colonialism
—————————————————————————————————————————————————————————————
编 辑 | 姜文涛
原文信息：
James Lee, Joshua Beckelhimer,“Anthropocene and Empire: Discourse Networks of the Human Record,”PMLA, vol. 135, no.1, 2020, pp.110-135.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ese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向上滑动 查看注释：
[1]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Critical Inquiry, vol. 35, no. 2, 2009, p. 209.
[2]Simon L. Lewis, Mark A. Masl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Nature, vol. 519, no. 7542, 2015, p. 171.
[3]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pp. 197-222; Bethany Nowviskie,“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Anthropocene,”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vol. 30, no. 1, 2015, pp. i4-i15.
[4]Bruno Latour“,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45, no. 1, 2014, pp. 1-18.
[5]金道钉(golden spike)是指修建重要铁路打下的最后一根道钉。1869年5月10日，北美第一条横贯大陆的美国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普罗蒙大雷会合，为了隆重庆祝成功，在接轨处用了金质道钉。此处借指一个重大时代(“世”)结束的标志。——译者注
[6]Lewis, Masl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p. 173.
[7]Lewis, Masl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p. 175.
[8]Lewis, Masl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p. 174.
[9]DipeshChakrabarty“, TheClimateofHistory:FourTheses,”pp.219-220.
[10]Erle C. Ellis et al.,“Involve Social Scientists 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Nature, vol. 540, no. 7632, 2016, pp. 192-193.
[11]Lauren F. Klein,“Distant Reading after Moretti,”Arcade: Literature, the Humanities, and the World, January 10, 2018, arcade.stanford.edu/blogs/distant-reading-after-moretti.
[12]David M. Blei et al.“,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vol. 3, January 2003, pp. 993-1022; Tomas Mikolov et al.,“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s of Words and Phrases and Their Compositionality,”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no. 26, 2013, papers.nips.cc/ paper/5021-distributed-representations-of-words-and-phrases-and-their-compositionality.pdf.关于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DA)，我们使用了修正的Gensim实现方式(radimrehurek.com/gensim/)。基于这些模型的文档检索是通过把Elasticsearch数据库(github.com/elastic/elasticsearch)用于EEBO语料库建立的。通过多次运行LDA来产生一个总的主题模型，我们称之为模型的模型。这些运行是使用Apache Spark分布的。可视化的华语网络中的主题簇间距是使用Kullback-Lieblier发散测量的。本文所有模型的互动版本都在以下地址找到:renaissance-nlp.net:8400/projects/eebo2。基于Web的可视化界面是使用Angular(github.com/angular/angular)和Javascript建立的。在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的支持下，可以进行本文中所描述的分析的、我们的话语网络平台的开源版本即将发布。
[13]Andrew Piper, Enumerations: Data and Literary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 67.
[14]Benjamin M. Schmidt,“Words Alone: Dismantling Topic Models in the Humanities,”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vol. 2, no. 1, 2012, journalofdigitalhumanities.org/2-1/words-alone-by-benjamin-m-schmidt/.
[15]Nan Z. Da,“The Computational Case Against 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Critical Inquiry, vol. 45, no. 3, 2019, pp. 601-639.
[16]Da“, The Computational Case ,”p. 611.
[17]Schmidt“, Words Alone.”
[18]Jordan Boyd-Graber et al.,“Applications of Topic Models,”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vol. 20, no. 20, 2017, pp. 21-22.
[19]Alexander Rusanov et al.“, Trends in Anesthesiology Research: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Theme Discovery and Summarizatio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Open, vol. 1, no. 2, 2018, pp. 283-293.
[20]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eds. Barbara A. Mowat, Paul Werstin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2019, Folger Digital Texts, 2019, www.folgerdigitaltexts.org/?chapter=5&play=Tmp.
[21]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A Poem in Twelve Books, London, 1674.
[22]Wai Chee Dimock, Through Other Continents: American Literature across Deep T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3.
[23]Dimock, Through Other Continents, p. 74.
[24]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23.
[25]Daniel Shore, Cyberformalism: Histories of Linguistic Forms in the Digital Archive, Washingt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95.
[26]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Portsmouth: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3, pp. 64, 107, 166.
[27]即现代早期。——译者注
[28]Ayesha Ramachandran, The Worldmakers: Global Imagin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29]William Grent, A New and Accurate Map of the World Drawne According to the Truest Descriptions, Latest Discoueries, and Best Obseruations That Haue Been Made by English or Strangers, London, 1625, p. 5.
[30]William Alingham, A Short Account, of the Nature and Use of Maps as Also Some Short Discourses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Earth, London, 1698, p. 38.
[31]George Sinclair, The Principles of Astronomy and Navigation, Edinburgh, 1688, p. 39.
[32]George, The Principles, p. 40.
[33]Joseph Moxon, Mathematicks Made Easy; or, A Mathematical Dictionary, London, 1679, p. 164.
[34]Hariot Thomas,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1588.
[35]Thomas,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p. 31.
[36]Edward Williams, Virgo Triumphans, or, Virginia in Generall, but the South Part Therof in Particular Including the Fertile Carolan, London, 1650, p. 19.
[37]May Thomas, translator, Virgil’s Georgicks Egnlished, London, 1628, p. 37.
[38]Thomas Rymer, A Short View of Tragedy, London, 1693, p. 28.
[39]Augustine, Of the Citie of God, translated by John Healy, London, 1610, p. 488.
[40]转引自 Edward Bland, The Discovery of New Brittaine, London, 1651, p. 5。
[41]Patrick Hume, Annotations on Milton’s Paradise Lost, London, 1695, pp. 143-144. Tertullian，155—220，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和基督教护教士;Bonaventure，1221—1274，中世纪意大利的经院哲学神学家及哲学家;Durandus，1230—1296，法国的一位教规和礼仪作家。——译者注
[42]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A Poem in Twelve Books, London, 1674 (Vol. 11, line 270, 274).
[43]Milton, Paradise Lost (Vol. 5, line 337-339).
[44]Joseph Henshaw, Meditations Miscellaneous, Holy and Humane, London, 1637, p. 107.
[45]Robert Boyl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Air, London, 1692, p. 201.
[46]G. Havers, John Davies, Another Collec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ferences of the French Virtuosi upon Questions of All Sorts for the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 Made in the Assembly of the Beaux Esprits at Paris by the Most Ingenious Persons of That Nation, London, 1665, p. 184.
[47]Aphra Behn, Oroonoko: or, The Royal Slave: A True History, London, 1688.
[48]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eds. Barbara A. Mowat, Paul Werstin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2019, Folger Digital Texts, 2019, www.folgerdigitaltexts.org/?chapter=5&play=Tmp, 2.2.85(第二幕第二场第85行).中译本参见:彭镜禧译:《暴风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52页，第66行。
[49]Shakespeare, The Tempest, 2.2.164(第二幕第二场第164行).(中译本第54页，第123行。)
[50]Shakespeare, The Tempest, 2.2.78(第二幕第二场第78行).(中译本第52页，第61行。)
[51]Shakespeare, The Tempest, 2.2.185 (第二幕第二场第185行).(中译本第54页，第136行。)
[52]Shakespeare, The Tempest,2.2.129-130(第二幕第二场第129—130行)(.中译本第53页，第95行。)
[53]Shakespeare, The Tempest,2.2.180-181(第二幕第二场第180—181行)(.中译本第54页，第131—132行。)
[54]Shakespeare, The Tempest, 2.2.166-167(第二幕第二场第166—167行).(中译本第54页，第124—125、127行。)
[55]Shakespeare, The Tempest, 2.1.167(第二幕第一场第167行).(中译本第41页，第141行。)
[56]Francis Bacon,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uill and Morall, London, 1625, pp. 198-199.
[57]Mary Floyd-Wilson,“Temperature, Temperance, and Racial Difference in Ben Jonson’s The Masque of Blackness,”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vol. 28, no. 2, 1998, p. 183.
[58]Alan Stewart,“’Euery Soyle to Mee Is Naturall’: Figuring Denization in William Haughton’s English-men for My Money,”Renaissance Drama, vol. 35, 2006, pp. 58-59.
[59]Jean Feerick“, Spenser, Race, and Ire-land,”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vol. 32, 2002, pp. 94-95.
[60]PeterErickson,KimF.Hall“, ‘ANewScholarlySong’:RereadingEarlyModernRace,”ShakespeareQuarterly,vol.67, no. 1, 2016, p. 11.
[61]GinaFilo“, ‘AScarceSeenThingSheGlides’:BlacknessandMiscegenationinEldredRevett’sPoems,”ELH,vol.86, no. 1, 2019, p. 58.
[62]Sujata Iyengar, Shades of Difference: Mythologies of Skin Colo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 15.
[63]Kyle Whyte,“Indigenous Climate Change Studies: Indigenizing Futures, Decolonizing the Anthropocene,”English Language Notes, vol. 55, no. 1, 2017, pp. 153-162. Also see Kyle Whyte,“Our Ancestors’ Dystopia Now: Indigenous Conservation and the Anthropocene,”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eds. Ursula K. Heise et al.,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222-231; Heather Davis,ZoeTodd“, OntheImportanceofaDate,orDecolonizingtheAnthropocene,”ACME:An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vol. 16, no. 4, 2017, pp. 761-780.
原刊《数字人文》2021年第2期，转载请联系授权。
English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