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去除知识区域划分的时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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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数字人文与其所涉及的各个学科（如数据科学、信息科学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本刊关注的一个重点。这个当下的问题与历史密不可分，即大学学科体系在近现代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本文作者克里夫·希斯金教授和威廉·华纳教授长期主持以纽约市为中心、横跨大西洋两岸的Re:Enlightenment学术研究项目。这是一个自2006年开启的、多个学科知名学者参与的、以启蒙运动与当下学科知识发展关系为中心议题的长期学术合作项目。两位作者在本文中表达的观点可以说是对这项研究之理念的一次集中阐述，希望于我们思考数字人文与当下及未来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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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夫·希斯金 / 美国纽约大学英语系

威廉·华纳 /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英语系

文　之（译）/自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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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阻止人文学（humanities）的危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分类系统。

是时候为人文学的危机画上句号了。努力追踪人文学科注册的学生人数，特别是在美国，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出长长的、许多集的肥皂剧，过高的（甚至是适度的）希望都会被更多的坏消息戳破。

早在2013年，《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上的一篇文章就声称人文学科危机已基本结束。[1]原本急剧下降的数字现在呈现出一个“缓坡”的形状。那么，文章的作者错了。到2015年，《华盛顿邮报》报道称：“马里兰大学的英语专业学生人数在五年内下降了39%，这是一所公立旗舰大学。”马里兰并非孤例，其他数字也在讲述着同样的故事[2]：不仅英语本科专业学生在下降，包括英语专业博士生申请人数也在下降。[3]

对此，主要的应对措施是指责、抱怨，或者是凑凑合合。采取指责行为的把矛头指向别人，纠缠于哪位校长、什么学院院长、只在意未来工作的学生及新自由主义对所谓的“我们”是不公平的。采取凑合措施的则试图以温和的方式进行自我改善。在美国，后者包括在他们的专业中增加了创意写作方向以增加其注册学生人数的文学研究系。

然而，在所有的措施中，有一个基本的存在性问题还没有被问及。如果人文学处于危机之中，那么我们处在人文学科中的人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会引出其他的基本问题。我们所处于其中的是什么？我们当初是怎么进去的？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离开吗？

为了结束人文学科的危机，我们需要把人文学放到一个能够给它带来结局的历史中去。这意味着首先要确定它的起源。“人文学”这个标签有多老？为什么会有这个标签，使用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与“科学”（scienc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等姐妹术语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问题的答案令人惊讶，这三个问题貌似是互相针对着而产生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术语都剥落下来不使用，会呈现出什么情况？

第一个惊喜：“人文学”（humanities）这个词远不是许多为人文科学辩护的人经常描述的那种受人尊敬的、古老的事业，而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才获得了其主要的现代意义。《牛津英语词典》在其所引用的第一个“人文学”词条（1855年的）后解释道：“与人类文化有关的学问的分支；构成这一分支的学术科目如历史、文学、古代和现代语言、法律、哲学、艺术和音乐。”[4]这一表述是两个动态概念的完全重新组合：人文（humanities）和文化（culture）。

仅仅在1855年的几十年前，“人文”（humanities）的涵义还非常不同。在18世纪，它被用来区分古典和现代语言，以及世俗学术和宗教研习（divine learning）。而“文化”（culture）一词的变化则更大；在其现代意义上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和“为人所思考和著述中的精华”，如此涵义的“文化”是一个新词，在19世纪初首次出现在语言中。

第二个惊喜：当现代学科（disciplines）第一次从欧洲启蒙运动中出现时——1797年的《大英百科全书》称它们为新出现的“互相分开的知识部分”，[5]这样的学科并不是一个早先已经存在的“人文科学”的任何部分。从历史事实来看，今天所有的三个标准类别，“科学”（science）、[6]“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7]以及“人文学”，都并不是首先产生的知识分类，而是在1830年至1860年间施加给各学科的次一级的知识分类系统。

知识划分区域战略（Zone Strategy）

我们对这种类型的安排的现代说法是“分区”。就像在我们的城市（即纽约市。译者注）生活中一样，分区的目的是减少互相干扰、侵占彼此地域，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自身增长。其结果是“纽约市区划委员会”（New York City Zoning Board）所称之为的一个“愉快的环境”，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享有一个邻区和一个家。家园受到威胁时，业主们会聚集在一起捍卫他们的社区。他们相应呼声，责无旁贷。

那个使得人文科学形成的呼声是“文化”。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69年《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的表述中，[8]文化成为社会凝聚力的催化剂，重新排列了知识，如它试图重新组织社会一样。与文化的社会改善和审美提升之目的相协调，一个分支学科将这一主题与一套方法结合起来，并被标签为“人文学”，即前文《牛津英语词典》所定义的那个词条。

20世纪上半叶，这个群体，及其姐妹群体“科学”和“社会科学”，开始作为组织单位在大学中占据机构位置，它们的标签也被镌刻进了校园建筑里。现在看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当时的一个分水岭。这尤其是因为1945年哈佛大学“红皮书”报告所体现的通识教育的兴起，这是一份课程宣言。[9]当时，美国政府通过GI法案支持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校园学习。这份报告是为管理以此种方式涌入校园的大批大学生而诞生的。

这一战略是有意设计的，以平衡战争期间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增长。它将在其他学科中要求设置的课程方便地归为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拓展和民主化针对一份共有的美国文化遗产的权利机会，并将公民分散到更多的职业区间中去。

现代高等教育的“大爆炸”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大学向更宽范围内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50年代后60年间快速的膨胀填满了大学的每一处现有区间，教职员工、研究生和奖学金的蓬勃增长，都包括在人文学科内。正是在那个时期的这一泡沫中，许多目前参与辩论人文学科命运的人第一次进入了大学这个社区。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分区战略，即将各学科纳入到各自有门槛的区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人员的增长，他们的产出也在增长。到1965年，这种使命和社会进步感被新的基金捐赠机构制度化和货币化了，这些基金捐赠机构试图让公众对他们的议程感到温暖：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但现在，这种热度降低了。专业在缩减，博士申请在减少，捐赠基金被砍掉——热情的辩护也未能使其升温。这些辩护越是以为自己是受害者，就越是偏向于“诱饵和开关”（bait and switch）。陷入困境的“人文学”变成了“文化”的简称，而拯救人文学变成了拯救伟大的艺术。

但是，这当然不是人文学内的研究学科所生产的东西。研究型大学的学科生产知识，而人文学的危机不是保护、保留文化，而是改变知识。

我们勾勒出这段历史，是为了准确地指出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的东西：学科的区划。人文学的危机是指分区战略本身的危机。这是一个预警信号，即整个二阶分类系统已经失去了作用。

分区确实达到了它的历史目的：创造了一个环境，使各学科可以在彼此不同的类别中增长。但是现在它们已经长成了，这种学科化的成功需要被一种新的战略来接替。目前到处都是对跨学科的渴望，而这样做的成果却乏善可陈。这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即各自封闭的社区中生活的“危机”，那样的生活不再那么快乐了。

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人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分区产生的人为制品，它们不是也从来不曾是通往未来的永恒性的入口。现在是时候改建一个组织型的工程了，它既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古老（这些是现代的，而非古老的范畴），也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新（它反映了19世纪的轻重缓急）。

到了保质期

我们先就一个历史事实达成共识：各项知识工程开始后，它们会进入瓶颈期。那些“知识科学……像雕像一样矗立着”——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就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式体系规划写道。培根当时所呼吁的，即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亦即对知识的全面重组。我们所需要的复兴可以像他当时倡导的那样，从清除知识的杂乱开始。他把那些“停滞不前”的体系和方法推到了一边，它们阻塞了通往“事物本身”的道路。他意在为开启新的事情腾出空间：知识的进步成为可能，是因为那些“新资源”带来的“好运”，即印刷、火药和航海指南针。

我们进入了我们自己的新资源时间节点上，这包括信息革命的数字技术。19世纪的知识分区社区现在成了我们的杂物。曾经孕育了生产力的分区特征——从物理性和机构性障碍，到习惯性的研究主题和方法的配置，如文化与细读方法——都在阻碍着我们。我们不再需要——事实上，我们负担不起——那额外的差异层。

打开各种壁垒，重新混合知识主题和方法，我们就向知识复兴更新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可以让各学科再互相展示彼此。没有了各学科区域之间粗暴任意的、二进制的边界——人文之相对于科学、人文学科之相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可以通过其更复杂、更多样的表面和界面相互关联。学者们可以与所有领域的同行相互交流，而不用担心这样的身份负担：即相比于他们自身具体的专业知识技能，他们代表的是其所在的学科知识区间，这可是多出一整个的学科共同体啊。

例如，文学史家研究文学史，但不必是区间里有关“人、人性”等的专家。这是一种谦逊的行为，我们各学科的同事们可能会欣赏这种行为。他们可以首先成为英语教授，而不是人文学的教授，就像他们在英语系于1813年首次成立时那样[10]、在第一个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于1828年被任命时那样[11]以及英语专业的人数在1960年代末达到顶峰时那样。[12]那时，他们即是如此。

最近在“人文学科”标签下的抱团取暖——我们许多同事对当前危机的防御性反应——是这场危机的巨大讽刺。如果我们这里讲述的历史是正确的，我们的这些同事们在这个标签刚刚达到其保质期的时候转向了它。使用这个过了保质期的标签，不仅使得我们成了批评嘲笑的对象，这个标签也掩盖了我们具体的专业知识形式。其后果对处于人文学科的人们来说是最直接可怕的，但更长期的责任所在是整个三方知识体系，即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科学。保留旧有知识区间不改变的机构将颠覆他们为应对现代性新产生的复杂问题而重塑大学的努力。现在，是时候让教师和行政人员放手那些旧有知识区间了。

迈向知识复兴的决定性一步

在各个知识区间，我们都面临的选择是面对未来，而不是试图抓牢过去。无论过渡多么困难，现在是时候走出来，并建立各学科之间一组新的关系了。我们称这种未来为“兼容性”（compatibility）。我们使用这个术语，而不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来阐明去区间化在实践中可能会运作成功。

跨学科的愿望根本没有得到回报，因为它的能量在通过不同的知识区域间输送的过程中消散了，往往被输送到附近的人文中心（humanities centers）等这样的区间总部。不幸的是，那些跨学科努力经常性地是以邀请参加这样一个中心的会议的形式呈现。我们可以接受或不接受这样的中心邀请，在中心里耗费多多少少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回到家里，即我们主要的、第一等级的学科家园。这样的中心聚会经历使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寻找另一种选择，我们并不满意这样的中心派对。

兼容性将在两个方面与目前的跨学科努力不同。首先，它的跨学科冒险将不限于我们熟悉的知识区间。大多数跨区的努力实际上是知识区域内的。[13]第二，我们将兼容性视为一项持续的义务，而不是一场一夜派对。一旦我们放弃了各自知识区间中的舒适和自满，它就是一种对待新知识的新态度，这种新知识让人渴望，并且可获得。我们认为它是所有学科中的一种持续性努力，以使彼此互感充分，而不是忠于学科自身的区域区间。我们所说的充分，是指创造与其他学科中的最佳解释相协和的知识。“解释”是这里的关键术语，因为更好的解释是我们所需要的，用以利用新的资源。兼容就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对方的解释。随着知识区域区间所提供的稳定性被削弱，正如人文学科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兼容性阐明了我们在知识组织发生变化时驾驭这种组织的方式。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起航机会的时刻。我们在文学史和物理学之间进行了自身第一次旅行，不是作为代表跨越人文/科学的鸿沟来交流观点，而是作为两个学科来试图解决同样的问题：如何将新的信息的“资源”——数字的、（大）数据、计算和知识本身——嵌入到我们不同的领域。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在不使这个术语巴尔干化（balkanizing，指类似于巴尔干半岛分裂成若干对立国家的情况。译者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就更难了，因为信息已经以惊人的、不相容的方式在被调用。甚至在我们担心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的时候，我们也在过载信息。

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这个整合新资源的问题在物理学中和在文学研究中一样有着根本性的困难。量子计算机之父大卫·多伊奇（David Deutsch）说：“物理学中最基本的理论，无论是量子力学还是广义相对论，都不能为信息提供一种意义，甚至是一种测量信息的方法。”他总结说，“信息”要求物理学有“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多伊奇把他将物理学向信息开放的努力称为“构造者理论”（Constructor Theory），[14]他将自己的领域重新定位在可能和不可能的任务之间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区分上。对我们来说，这种对可能和反事实的关注就像是一种兼容的邀请，多伊奇选择推出这一理论的方式也证实了这一点。

除了上面的转向历史外，多伊奇决定“先发表一篇哲学论文”，而不是数学论文。[15]构造者理论的哲学核心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成分：该理论的主要策略之一是有关语言的，即开发一种新的精确语言，将信息和知识的概念纳入到我们对现实的（the real）解释中。在以这种方式构建的理论的指导下，物理学作为一种看起来像在错误的街区区间醒来的事物出现在兼容性中。用多伊奇的话说，几乎完全是作为“知识对物理世界的影响的理论，这种影响是通过人”而出现的。

历史、哲学、语言、知识、人。与其说多伊奇违反了区域规划，不如说我们应该接受邀请，准备好在别的街区区间醒来。在去除掉知识区间划分后，重要的不是知识是否居于科学或人文学，而是我们的解释是否是兼容的，以及兼容的解释对做出这些解释的学科有什么影响。

每一个危机都包含着机会，而人文学科的危机是一个让学科以新方式发挥作用的机会。如果我们打开目前分割它们的门阀，被新的兼容性所激发的学科可以为新理论化的研究问题制定可共享的协议。

这是第一步，不是万能的，但却是我们现在可以迈出的一步。知识在被细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之前就已经增长了。之后，所有的学科都会有新的发展机会。

（编辑：姜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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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The Re: Enlightenment Project: Reconceiving How Knowledge Works in the World” 学术研究项目的详细情况，请参见：https://reenlightenment.org。原文标题为“Is It Time to Dezone Knowledge?”，见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9/11/04/halt-crisis-humanities-higher-ed-should-rethinkits-classification-knowledge。作者Clifford Siskin是纽约大学英语系的伯格称号教授（Berg Professor），William Warner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英语系的杰出教授。

注释：

[1]Heidi Tworek,“The Real Reason the Humanities Are ‘in Crisis’,” The Atlantic, January 2013, https://www. 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3/12/the-real-reason-the-humanities-are-in-crisis/282441/.

[2]Scott Jaschik,“Humanities Majors in Decline in US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of Bachelor’s Degrees Awarded in Field Down 5 Per Cent Year-on-year,”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June 5, 2017, https://www. 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humanities-majors-decline-us-higher-education.

[3]Vimal Patel,“Enrollment in Humanities Ph.D. Programs Declines as More Graduate Schools Slim Dow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September 17, 2015,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enrollment-in-humanities-ph-d-programs-declines-as-more-graduate-schools-slim-down/.

[4]OED, https://www.oed.com/view/Entry/89280?redirectedFrom=humanities#eid311537170.

[5]https://archive.org/details/encbritannica05macf/page/n6.

[6]Simon Schaffer,“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the End of Natural Philosoph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 16, no. 3, https://doi.org/10.1177%2F030631286016003001.

[7]https://archive.org/details/inquiryintoprinc00thomuoft/page/n15;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xxTkozhjgT0C&q=sociology#v=snippet&q=sociology&f=false.

[8]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97yRBQAAQBAJ&q=humanities#v=onepage&q=culture&f=false.

[9]https://archive.org/details/generaleducation032440mbp/page/n6.

[10]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sPXpnvI44gwC&q=377#v=snippet&q=377&f=false.

[11]Franklin E. Court,“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English Literature Professorship in England,” PMLA, vol. 103, no. 5, 1988, pp. 796-807, https://doi.org/10.2307/462518.

[12]“Table 322.10. Bachelor’s Degrees Conferred by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by Field of Study: Selected Years, 1970-71 through 2012-13,”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 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4/tables/dt14_322.10.asp, accessed October 24, 2020.

[13]Sam Wineburg and Pam Grossman eds.,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Challenges to Implementation Illustrated Edi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0.

[14]David Deutsch, Chiara Marletto,“Reconstructing Physics: The Universe is Information,” New Scientist,21 May, 2014,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2229700-200-reconstructing-physics-theuniverse-is-information/.

[15]“CONSTRUCTOR THEORY: 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Deutsch,” Edge, October 22, 2012, https://www. edge.org/conversation/constructor-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