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译文学期刊史料的编年考录与其数据库的建立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学界将最近十年由新史料观，特别是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所引发的，对史料存储、呈现及获取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称为“史料革命”。我所认知的这个“史料革命”，基本上就是把图书馆、博物馆馆藏文献数字化，这一步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它是一次伟大的科技之创举。其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已经显示出从聚积型数据库向聚类型专题数据库转变的趋势。在此“史料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数字人文成果。例如，目前“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以下简称“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已经发布。它是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组与中华书局古联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项目组由我主持，夏晓虹、方锡德、孙郁、解志熙为子课题负责人，罗文军、赵天成、熊婧、朱佳宁、李欢负责著录。

好的选题往往是学术研究长期积累与新理论视野激发下的产物，“汉译文学研究”是20世纪末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术思潮和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的复兴流布到中国而兴起的“新学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把翻译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它的新眼光、新问题使一向被忽视的汉译文学产生出新价值，从边缘文献史料进入学术前沿。

传统上，翻译专业都集中于如何翻译、怎样翻译才能与原作对等的问题，其研究范式以经典译本与大翻译家为主要对象。因此，汉译文学长期被学界视而不见。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那些翻译得并不规范的（甚至“豪杰译”的）译作常常被“打入冷宫”。的确，若以是否忠实而充分地传达了原作的形式与内容为标准，这些不忠实的译作价值不大。但若将其视为历史文献，却会从中发现，正是在不忠实的改写之处，隐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而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专业则一般把汉译文学作为背景，并不专注于此；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往往把中国文学与相关原语文学径直对接比较，也忽略了汉译文学普及与传播的这一转换环节。

众所周知，晚清民国时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潮流一直汹涌澎湃，相关文献史料汗牛充栋。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1896—1949年间226种期刊上登载的汉译文学及其相关理论、评介与信息做了编目、整理和考释，撰写了近10,000个条目，进行了原作者、译介者、原作的考订以及规范化的编年考录处理，涉及多达2,130位译介者，1,580位外国作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建立起独立的期刊汉译文学文献史料专题库。

就整理晚清民国时期汉译文学史料的复杂性来说，它不仅涉及跨文化、跨语际的文学与运动知识，特别棘手的是，这一时期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汉译名极不统一，译介者又多使用笔名且变化无常。如雪莱（Shelley）曾被汉译为解莱、许丽、希雷、师梨、休娄、希利等；普希金汉译名就出现过柏书卿、蒲轩根、布雪金、朴思径、波希穆、普式庚诸多种种；《简爱》曾被译为《重光记》《孤女飘零记》《真亚耳》；《可怜的若格》（Pauvre Jacoues）节译自都德长篇小说《小东西》第二章；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被汉译为《密琐里之少年冒险谈》。译介者方面，鲁迅曾使用索子、风声、杜雯、庚辰、唐俟、L. S.、封余、葛何德、邓当世、茹纯等笔名，周作人尚以萍云、碧罗、病云、独应、三叶、黑石、仲密等别名发表译介，若不加以考证、注释，一般读者很难将两者对应起来。更何况此一时期署名并不规范，著译者多有佚名情况。加之有相当数量的原作者、译介者不见经传，有些虽曾名噪一时，后来却湮没无闻。凡此种种都说明，整理汉译文学文献史料若仅仅照抄，难以认知原作者、译介者、作品，也不能对“原作者、译介者是谁”“原作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上述汉译文学文献史料混乱的实存状态，特别是上述汉译名“同实异称”的难题在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愈发亟待解决。因为它使汉译文学研究者无法充分利用相关数据库进行有效的检索，这就逼迫我们从最初只想建个专题索引数据库，到致力于解决汉译文学文献史料中的诸多难题，由此逐步进入到资料研究的层面。

“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的一大特点是“考录”，将目录的学术价值充分显示出来，为汉译文学研究建立起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系统，同时也在数字化前期，进行汉译文学史料规范化的整理。

“考录”的体例要求主要是：

1.在每一译事条目下考证其译作原名和今译名、作者原名和今译名、译介者原名或常用名，从而使之规范化，以方便认知和检索。

2.考述原作者、译介者生平简介、译作的版本、来源、缘起、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形式等。

3.摘要、概述有价值的外国作家作品评论，有关翻译的理论、批评、活动以及相关信息。

大体说来，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具有三大主要功能：

首先，实现了“同实异称”的关联检索。经过中国近现代文学专业学者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同汉译名、译介者的不同笔名，包括佚名作品逐一进行考证、钩沉和统一规范化预处理后，施以数字化检索技术，从而实现了原著者及其作品曾译名与今译名、译介者笔名与常用名的关联检索。这使该数据库所提供的两种检索模式：全文检索和基于数据库的字段检索，只要输入一个名字或词语，如鲁迅，他曾使用的索子、风声、杜雯、庚辰、唐俟、L. S.、封余、葛何德、邓当世、茹纯等笔名的相关文献均可以同时呈现；如雪莱，即使曾被汉译为解莱、许丽、希雷、师梨、休娄、希利等，其相关资料信息也能同时在全文检索中呈现；再如“现实主义”，可一键快搜出161个条目。

其次，项目组的前期考录和数据库的后期制作将传统分类目录索引与数字化检索相结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建立起专题性分类目录索引系统。该数据库对期刊上汉译文学相关译作、文章、序跋，以及周边资料、出版情况做了先期的撮要、概述、校订和摘录。数据库所提供的按原著者、译介者、作品/文章名、文体、国别、刊物等字段进行的分类检索和可选择性的分类阅读模式，能够使相关信息以类相从，条其篇目，方便学者按类阅读，也可以按类查找相关文献，翻检贯通，索其沿革，不仅可以集中掌握该领域的基础信息，更能够便捷地分类组合、调动与利用汉译文学领域的史料，从中发现新的议题、论证模式，以及进行量化统计与分析。虽说目前数据库所收期刊不全，但将其视为大的抽样调查，进行各种分类的量化研究还是可行的。

第三，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不仅具有专业检索优势，也设置有汉译文学编年阅读模式。鉴于汉译文学跨文化、跨语际性质，会造成阅读的困难，在提供期刊汉译文学列其年月、比其译事的编年阅读模式基础上，又结合数字化技术，专门设计了可以点击即时浮现原作者、译介者、期刊等简介的辅助阅读机制，以方便读者随时获取所需要的知识信息。而且该数据库也不仅是专题性的目录索引数据库，还可全文阅读。所有汉译文学考录条目的文章均配以原刊文本图片，方便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扩展阅读，也方便查核。

上述介绍比较抽象，再举两个我自己在教学与研究中使用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的例子做具体说明。曾有一个研究生想请教《西洋文学》的有关问题，我在数据库搜索到这本杂志，马上即可阅读该杂志所发表的所有译作纲目、著译者的简介背景。由此可知其译介者群多来自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其教会大学色彩较浓，有些重要译者后来去了港台。其翻译对象的选择则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如翻译易卜生作品，发表过潘家洵撰写的《从易卜生到萧伯纳》等，摸清这些现象后就可梳理出值得进一步追究和思考的几条线索。由此也让我越发意识到这个数据库的价值，因为若没有这个数据库，所有研究期刊汉译文学的学人都不得不重新考证原著者、译介者是谁这类最基本的问题，这种重复性的劳作实在是巨大的浪费。该数据库的建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考定的，也可为研究者提供进一步探究的起点。

另举个使用该数据库搜寻资料的例子。我以前曾经研究过普希金形象在中国从贵族到人民诗人的变迁过程，虽然写了文章，也发表了，但心里清楚自己占有相关资料不足。最近为出书重新修订时，我就通过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去查找线索。其中春雷翻译的《高尔基论普式庚》一文，马上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清楚高尔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导师的重要地位，直觉其文章有可能为评价普希金定了基调。由于汉译文学数据库考录的期刊并不全，我又进一步追踪“高尔基论普式庚”这个线索，进入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库”，一下搜索到五篇同名文章。署名“春雷”的译者，从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可马上得知是陈伯吹，他为纪念普希金百年祭竟将同一译文发表了两次，分别刊载于鲁迅主编的《译文》和由开明书店主办、夏丏尊出任社长的《月报》相同主题的专栏里，1940年代又有三篇同名译文发表。经阅读后得知，这些同名译文实际上译自两个苏联理论家的评论，而且不同时期翻译《高尔基论普式庚》所强调的要点也不同，反映出中国文艺运动对普希金的不同征用。

苏联雪纪依夫斯基的文章《高尔基论普式庚》，其观点不仅以高尔基的名义为苏联普希金复兴运动定了高调，从中也可一窥苏联为何要将普希金推向世界的用心。首先，该文明确指出，是高尔基把普希金提高到“过去俄国文学的顶点”；其次，文章强调高尔基明确否认了普希金的贵族立场。因为高尔基称“俄国的贵族作家大部分对于民众，对于传说的创作是轻视的”，“只有全智的亚历山大·普式庚除外”；第三，文章专门阐述了高尔基认为，近代以来，文学已经把作家团结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文化的世界”的观点。关于这个“文化的世界”，苏联的施答尔却可夫（A. Startiakov）在《从普式庚说到高尔基》一文中曾描述说：“这些人所属的民族各异，可是在一种精神的一致中结合着，在需要起来反对道德的共同敌人的时候，他们的呼声也是谐和一致的。”[1]俄国古典文学延续到高尔基，正借由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影响，“扩大到欧洲”这个“文化的世界”。但高尔基认为陀氏并非是俄国文化的最佳代表，因为他曾说过：“我宁以为团结了‘文化的世界’的并不是陀斯托也夫斯基，而是普式庚，因为巨大而普遍的普式庚的才能——是一种心理的健全的才能。”[2]高尔基的这个评价一语道破了借此百年祭，将普希金推举为世界文化巨人的玄机在于，普希金更符合斯大林所赋予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位置，苏联社会主义代表人类前途的光明形象。所以，当苏联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伟大的俄罗斯传统继承人的时候，发起了一个被称为“惊人的普式庚运动的复兴”，试图以普希金取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的地位。

陈伯吹于1945年又翻译了苏联另一位批评家巴罗哈地（S. Balukhaty）的《高尔基论普式庚》，而该文着重阐述的是：“高尔基最注意普式庚是最初留心于民间传说和民间歌谣的俄罗斯作家之一。”说他第一个领会“语言是平民创造的”，“是俄罗斯作家注意到民间传说的第一个，也是第一个把民间传说引进文学中去”。高尔基特别称颂普希金“在通俗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起俄罗斯的文学的语言”。[3]葛一虹、庄寿慈在1940年代初就曾移译发表了该文，可见其在中国文坛的影响之广。1940年代的评论家也多征引阐扬高尔基的这一观点，强调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学语言创始者的地位，认为“我们觉得要想使中国的诗歌向更高一级去发展的话，那末加紧向普式庚学习，是很必要的”。[4]但在1930年代雪纪衣夫斯基《高尔基论普式庚》的译文中，并没有关注普希金的这一创作经验。而在1940年代翻译的巴罗哈地教授的同名文章里却成为核心论点。为什么有这个不同？若将其置于中国抗战文艺及其朗诵诗运动的语境之中，就会很容易发现两者间的契合点，意识到普希金的这一被放大了的写作经验，能够有效地被收编进倡导“民族形式”“大众化”的文艺运动中。

1938年蒋锡金之所以不辞辛劳要将瞿秋白没有译完的普希金长诗《茨冈》整理发表，就是因为“秋白先生的在诗歌的语言上宝贵的实验，正是给我们对抗战诗歌的语言问题有极大的帮助”。瞿秋白当年翻译普希金的《茨冈》，其旨意正在“造成劳动民众的文学的语言”，他用普通的能够听得懂的白话翻译普希金的《茨冈》出版后，在朗诵诗运动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而蒋锡金说“新文学必须发起一种朗诵运动”，热情呼吁：“诗人们朗诵罢！从朗诵来审查你的作品罢！创造中国的新的文学的语言罢！”[5]从对普希金的这些阐释中可以看出，左翼理论家把普希金作为中国革命文艺走“大众化”道路的一个榜样，不仅是想指出一条接近大众，向大众学习的创作道路，更重要的是要说明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建立民族的文学的语言，才能取得“达于完成”的文学成就。如果读过翻译家吕荧对普希金“奥涅金诗节”的介绍就会知道，这实在是对普希金的误读，普希金之所以在世界难以产生可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肩的声誉，与其诗体韵律音节的“灿烂处”无法被译成其他语言良有以也，在中国也是如此。

通过我个人在研究中的现身说法，一方面是想具体申明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如何可以作为研究工具使用；另一方面也想强调，历史研究的确如梁启超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6]不管是论证过程，还是结论，都离不开对史料的分析和把握。

总之，汉译文学考录数据库是在互联网、数字化时代，向专题数据库、知识库、研究工具发展的升级成果。它由学者和IT技术人员相结合，针对汉译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为满足和服务该领域科研的需要而开发建立。该数据库不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1896至1949年间重要期刊上汉译文学的每一条目做出了考释、纠错、规范、摘要和概述，也最大规模地汇集了汉译文学翻译家的笔名、外国作家作品的不同汉译名，并对其做了生平简介。若按时间顺序阅读，则可看做是一部编年体的汉译文学史和知识库，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基础研究和深入研究的新工具。

（编辑：许可）

注释：

有关本数据库的介绍，还可参见李今：《数字时代的考据问题与机遇——从“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3期。

[1]（苏联）A.施答尔却可夫著：《从普式庚说到高尔基》，克夫（沙可夫）译，《译文》1936年第5期。

[2]（苏联）I.雪纪依夫斯基著：《高尔基论普式庚》，春雷（陈伯吹）译，《译文》1936年第1期。

[3]（苏联）S. Balukhaty著：《高尔基论普式庚》，陈伯吹译，《东方杂志》1945年第1期。

[4]曹辛：《普式庚，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普式庚著，曹辛编：《恋歌》，重庆：现实出版社，1942年，第17页。

[5]锡金：《茨冈·后记》，上海：文艺新潮社，1940年。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