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版本、目录学与数字人文”工作坊纪要

（哲学中国 公众号消息）2021年4月30日，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图资室、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第三期哲学与数字人文研究工作坊“古书版本、目录学与数字人文”专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王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江涛、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吴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张永奇、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杨浩和社科院哲学所高颖、胡士颍等学者和线上二百余位听众参与本次活动。

主持人（胡士颍）：

非常感谢刘明老师的清晰、精彩、立意高远的报告，为节省时间，我们有请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贺老师。王贺老师集中于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献、都市文化与文学、数字人文等领域的研究。他非常勤奋，现已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六项。他曾是我们第一期哲学与数字人文研究工作坊与谈嘉宾，所以欢迎王老师再次莅临指导。下面有请王贺老师作线上分享。

王    贺（上海师范大学）：

大家好，非常感谢哲学所图资室高老师、胡老师的邀请！刘明老师的古籍研究和实际经验都很深厚，讲座内容纲目清晰，高屋建瓴，听来甚为受益。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活在当下的传统：目录之学与数字人文》，不敢说是研究心得，只是学习、读书的一些初步思考，和大家分享。

按照Olivier Le Deuff的理解，数字人文始于索引。索引即是对信息进行分类和结构化。大其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找到它们的一项基本操作。发生在几个世纪前的组织信息系统的运动，与索引密切相关，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关系型数据库的发展继续进行。当我们把数字人文的历史放在数字技术的历史之中时，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计算机的短暂的历史，且开辟了一条研究历史的途径，使之更接近于信息科学和通信研究。与超文本的历史不能被简化为计算机技术工具的历史类似，数字人文也是如此。数字人文也与索引相融合，以便提出其他的阅读和研究方法，直接连接到知识组织和信息搜寻。

索引虽然出现得很晚，但一般也被划归为目录学的范畴，关于目录学、文献学等传统学问与数字人文关系的讨论，我也发表过《“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一文，这里不再展开。但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目录、索引和目录学的概念。同时，目录学，可有中西古今之分。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目录学传统，也有所差别，如日本、韩国、印度、阿拉伯和西方国家的目录学，各自有所差异。严格的意义上的中国目录学，直到近代才建立，不过，这并不是说之前没有目录学编纂和研究实践，根据黄永年的说法，中国目录学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图书馆讲授的、偏重于编目，一种是目录学史上的“目录学”，再一种是讲古人的著作流传至今有多少种名目品种、有“目”有“录”、名副其实的目录学，黄先生认为最后一种对于古典文史研究是最重要的。

我大体上赞成黄先生的说法，但有些地方可能仍然需要修正，特别是在当代的视野中，我认为，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目录学，都面临很多危机。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曾经在《目录学向何处去》这篇文章里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目录、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和在线“机读目录”等形式取代。作为专门之学的传统的目录学(这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并非是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广义的目录学)，固然在古籍整理、研究中不断发展，但面对《新月》在内的近现代文献，面对新的学术与知识生态，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实用性、当代性，而使自身成果成为了资料室、图书馆中的“遗迹”，无人问津，面对当代浩瀚无边、旋起旋灭的网络文献，更使人感到任何人力编制目录、索引的徒劳、无力。

文章发表后，有些学者对其中的观点提出讨论，后来我又写了《危机中的意义：再论“目录学向何处去”》，为之做一辨证，试图论证和分析传统目录学的当代价值。因为在我看来，它仍然是读书之学的门径，与整理知识、学问（的方式）与发明、创见等都有紧密关系。对古典目录学而言，其理论、实践层面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如整理、新编、重编、研究等等；对近现代而言，出现了很大的新媒介、新技术、新方法变革，目录学也成了活在当下的传统，出现许多新的内容、要求。乔秀岩、叶纯芳（《文献学读书记》）和黎锦熙（《新目录学论丛》）等学者的著作和文章里也有所讨论，当然还需要有新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那么目录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与我们今天的讲题直接相关，简单地说，我的观点是：传统目录学仍然可以继续发展，特别是许多近现代文献、当代文献的目录仍然付之阙如，另一方面，“公共目录学”值得注意，第三，“数字目录学”正在探索，最后，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比较目录学和世界目录学，目录学与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等等的交叉综合研究。尤其是“数字目录学”，也就是目录学和数字人文的结合，这方面包括纸质文献的数字化目录、OPAC目录，数字资源目录、网络文献目录、数据库研究以及作为方法论的目录之学等诸多内容。这也是我关于数字人文和目录学的第四篇文章，目前还在修改，待成熟后再请大家指教。

胡士颍（主持人）：

感谢王贺老师在这里和我们分享最新的思考，他在传统目录学与数字人文方面的思考是持续的，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学习和借鉴。下面有请几位与谈嘉宾畅所欲言。

南江涛（国家图书出版社）：

大约2018年末，刘明兄将其博士论文《汉魏六朝别集研究》交我责编。记得当时通话中，他提到，还有一些十数年间写的与古籍相版本关的文章，也要结集出版，书名尚未确定，便是这本《中国古书版本笔记》（下简称《笔记》）。后来，虽然时常见面和通话，比较少谈到进展。今年3月30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老师发来微信，是《笔记》在豆瓣上的最新信息，这部书即将上市。当即找到责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张永奇老师，要来了更为全面的资料。4月3日在“书目文献”推送后，一时霸屏，留言超过百条。4月14日见面，得到刘兄的赠书，回家路上便迫不及待地读了几篇。刘明兄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浸淫12年，长期专注于宋元善本的编目、考订和研究。卷内每一篇文字，流动的似乎即是他摊开那部几百近千年的古书，严肃生动讲述的画面。我这十多年从事古籍编辑出版工作，也在不断过眼古籍善本，但多是感性的认识，没有专业的版本学眼光。如今读了《笔记》，自己深感受益甚多：模糊的概念愈发清楚，曾经的疑窦豁然开朗。三点阅读感受，分享于此。

以“笔记”为名，实际也有理论概括，颇具示范指导价值，书的后四篇即属此类。《宋元官刻本概述》一文，总结前辈研究成果，又偶有己见，梳理北宋、南宋、辽金蒙古、元几朝官刻本的状况和特点。尤其是南宋一节，详细阐述了国子监、浙江、福建、四川、江西等重要地区的官刻代表之作。文章简洁明了，非常便于初学者了解宋元官刻的概貌及不同地区刻本的版本特点。宋代福建刻书独树一帜，过去多归结于其地盛产竹木之因。刘明先引述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序》此说，但又不止步于此。他从地理因缘做出推测：“它在地里上靠近浙江，有利于学习浙江先进的刻书经验和接纳来自浙江的刻工，还可以便利地购买浙江盛产的纸张，这些都是建阳作为刻书重地的客观因素。”颇为中肯。《宋元善本书志两种》以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花间集》和元延祐四年圆沙书院刻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为例，在吸收沈津先生等专家“书志”范式的基础上，依次按照行款版式、题名著者、序跋附录、著者简介、内容、扉页牌记、避讳字、刻工、案语、著录、钤印等，逐项逐条客观描述，其价值在于“客观”，目的是为不能见到原书的研究者提供详实准确的参考信息。这种书志撰写方式是现今图书馆界和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范式，例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的《书志》已出版2辑，其中的书志例文基本上也是如此。这些规范、程式化的模板，看似死板，却最便于撰写者实际操作，也是最直接反映原书面貌的方式，当会成为未来各收藏机构撰写善本书志的参考。《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提要两种》是刘明所编著的《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0月）一书中的两篇，在“书志”基础上，又结合集部文献自身的特点撰写的“叙录”，关注版本信息之外，更重视对序跋的引述，用以揭橥文献内容本身的价值。他在《后记》中非常谦虚地说道“目的是分享不同的写法供读者参考”，并且规划了“这是今后自己撰写古籍叙录的基本写法”。可以想见，这不但是作者此后的写法，还可能成为更多同行的借鉴。

考察细致，抽丝剥茧，提示了当下版本学研究进一步细化和深入的特点。随着我国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推进，各类古籍目录、图录层出不穷，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为代表的数百种图录，基本上都是彩色印刷，直观便捷；影印图书数量激增，如规模宏大的《中华再造善本》等，另深藏秘阁大库的善本化身千百；古籍数据库也渐趋成熟，《中华古籍资源库》和众多海外图书馆公布的中文古籍影像，数以万计。在这样古籍资源较易获取的背景下，古籍版本学研究不再是仅仅少数古籍从业人员可以见到原件，更多的人只能从目录到目录的迻录，乃至以讹传讹的盲人摸象；而变成了更多人都可参与的领域，这势必要求专业的版本学研究向更细更深探索。读刘明兄的《笔记》，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特征。如《宋严陵郡庠本〈通鉴纪事本末〉》一文中，援引陆心源、傅增湘的考证之后，他并不满足前贤的“定论”，而是要亲自“检查全书”，终于发现卷十二第三十三叶b面第五行中的“张方遣其将敦伟夜击之”的“敦”缺笔，推断该部印本当在光宗朝之后，不宜称为初印本。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资料的限制，在介绍或引述一部书的基本情况时，大多是照搬他人的著录，无法目验原书，核实细节，导致很多不准确的说法谬种流传。虽然如上文所述，近些年资料获取日趋便利，但是在长期的惯性思维中，还有很多人包括身在图书馆的一些古籍专家的思想停留在“转录”的过去式，即便有原本或影像可以参考，也懒得去逐字逐页翻检，不得不用偷懒来形容。刘明兄在《笔记》中为我们提供的47篇样本，正是其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每一篇都是在前贤基础上，根据自己目验、翻阅、研读原书或影像的前提下，或增加新发现例证将前人结论进一步细化，或根据确凿证据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尊重前人，却不迷信名家，能够发现问题并考证清楚，正是我们读书治学的正确态度，不仅仅局限于版本学领域。

注重物质形态特征，呼应版本学研究的“类型学”趋势。古籍作为一种文字的物质载体，其物质形态理当是版本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但是，由于自身理论的欠缺和实际条件限制，常常被人称为“书皮学问”。近年来，随着版本学研究的发展，这些错误的说法不断被推翻。上海图书馆郭立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天一阁博物馆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等，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作为物质形态的“类型学”，受到学界的重视。正如石祥所言：“古籍版本是文本与特定时代地域制作的载体之结合的物质性结果，版本鉴定的实质是判定文本与载体之重组的发生时代与地域。”他认为：“在版本鉴定中，类型学分析是第一义的，是史料批判的起点。”（见《“观风望气”、类型学与文史考证：版本学的方法论问题》，《文史》2020年第4期）。刘明兄的《笔记》，有不少文章中也在呼应这个观点。如《宋明州本〈文选〉》一文，他认为：“印本与印次关系的研究，将是未来《文选》版本研究的主要方向；这意味着精细化和标准化，近似于实物分析版本学。”

此外，《笔记》一书文字简练，不卖关子，利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接受。学术专著固然重要，但大多不为普通读者所明了，这样单篇的鉴赏性质的文字，既有准确专业的描述，又力求生动，更容易让人亲近。这一点也是刘明在撰写时努力的方向，他在《后记》写到：“收集并重写这些围绕宋元古籍善本撰写的旧作，还准备拿出来分享给读者，是想与读者交流如何写古籍鉴赏类的文章。我们知道有诗词鉴赏，意在品鉴诗词的语言美和意境美。古籍特别是那些有着悠远传承历史的宋元珍贵善本，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文物，也应该走出深闺，让社会公众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走进他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古籍版本专家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之中，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最后，《笔记》一书的特殊设计，也非常生动地体现出书籍在生产过程中著者、编辑、排版（古籍一般为刻工）各个环节之间的参与和互动。例如164-167页的插图，为了最大限度让读者感受元本《梦溪笔谈》的版式开本特征，将两叶书影排为对首页大图，但如此之后，也有缺点，版心部分已经不容易看清楚。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编辑和排版设计人员将版心局部图又放在一边，可谓匠心独运，为《笔记》大大增色。这一点，与古籍刊刻流传过程中著者、编者、刻工、收藏者多角色参与互动的特点一脉相承，与卷内贯穿的揭示“古籍的物质性”的思想脉络更是不谋而合，值得细心玩味。

胡士颍（主持人）：

谢谢南老师，您的点评非常充分，可以作为书评直接发表了。南老师不光是古籍出版研究的理论家，也是一位出版家。虽然这是第一次见，但早知其人，早闻其名，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的科研中，使用南老师所编、所著的书籍。南老师指出的版本学研究方向，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吴寒老师发言，吴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古代文学研究。

吴    寒（国家图书馆）：

谢谢邀请，能够现场学习这两场报告。刘明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工作过的前辈，现在看到他来社科院也是硕果累累。刘老师的新书，我读后感觉非常受益。听了今天的讲座，我感觉有一个说法叫文如其人，这本书不管是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非常质朴，特别符合我对刘老师整个人的印象——严谨质实。

虽然刘老师著作中每一篇文章的篇幅都不长，而且在序言里面也说，不是在输出方法论，但是我觉得这些文章聚集起来，其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系统、特别质实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拿到一本书之后，怎么对它进行判断和定位。包括看它的整体形态，序跋，印章，刻工，刻版的特点等等，这么多短文汇集在一起，还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质实的方法。“望风观气”，我想这还是一种在大量经眼之后形成的经验的效果。

我结合自己这几年的研究，谈谈感受，就是个序和南老师都强调的一点——书的形式要素。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书的形式和一本书的主题内容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因为一本书的出现，必然是要依托于一个物质形态，换句话说，它也必然要以某种方式来去被别人看到，这个形态一旦形成之后，它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如果你再去更改它的话，其实你肯定是有其他的考虑，这种改变往往又与它的内容有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涉及到大家对于书的不同的判断，比如我们在说宋元版最重要，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书籍它有这个形态，一个原初的、相对稳定的形态，往往就是从宋元开始。

具体说来，我想书的物质形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成书形态，就是说一个书最初出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它代表了出版人在编辑时候的想法和考虑。

就像这本书里面的几个小文章，都涉及了成书形态的问题，也都非常有意思。国图藏宋版《曹植集》里没有收录“七步诗”，把它当成一个不足采信的奇闻异事，不认为这个诗是曹植写的。《陶渊明集》里面收录的《读山海经》，有“形天舞干戚”和“形夭无千岁”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代表了对于这首诗的两种理解，“形天舞干戚”这个说法，应该是为了和上一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句诗能够更加整饬地对应，而“形夭无千岁”这种说法，可能是在讲“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虽然形体不能永存，但是精神常在，这句话就形成了意思上的形神对应关系。这两种不同的异文，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把它固定为一个文本形态之后，也会影响读者对于这首诗的理解。

再比如我最近在做一个郑玄《诗谱》相关的研究，郑玄《诗谱》本有图表和文字两部分，其中图表部分就是郑玄对于诗三百的历史时世进行整体排列，以图表形式呈现出来。《毛诗正义》将文字部分拆入各卷，年表部分逐渐亡佚。从北宋欧阳修开始，学者们就开始试图恢复这个图表的原始形态，有设计成通表的，也就是把诗三百全部编进一个表。也有分成很多表格，就是按照十五《国风》、《雅》《颂》各个篇章单元给分开。有的以君世系联王世，也就是说，比如变风所涉及到的各国诸侯，表格中还会相应地列出相应时代的周王世系，这样就能够以周王世系为纲，把整个《诗经》的时代串起来。这些形态当然关乎《诗谱》的内容，也与郑玄作《诗谱》的用意有很大关系。

再比如司马迁《史记》中有“十表”，那么这十表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呢？我们知道司马迁的时代应该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是竹简，那么以竹简的形式怎样表现“旁行邪上”的表格，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第二，流传形态，一个书写出来并不是结束，后面的传播、翻印被读者读到，甚至读者再来评点才是这本书真正的生命所在，所以这个过程也很重要。目前许多重要典籍的文本形态成型于宋代，宋代之后历经元明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版本可以凑成一本书发展、变化的链条，我们可以从中探索这个书被接受的过程。

文献学领域有“写本时代”的说法，在造纸术已经成熟，印刷术还没有全面普及的时代，书籍大多以抄本形式传播，因为这个时期文本形态还没有固定，读者的传抄是有很大个人化因素的，这本书里面有一篇讲《三国志》写本，从早期写本形态可以推测，它可能曾经是魏蜀吴志书分别流传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不同的文本形态有不同的强调方面，比如释传灯辑、齐召南修订《天台山方外志要》，本来它有一个系列的插图，是乾隆年间鲍汀绘制，这套图绘制的非常精美，是历代山志插图中的珍品。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史略》曾经论及，认为这组图“生动活泼，有气魄”。国家图书馆藏《天台山十六景图》，于体裁上别出心裁，其将《天台山方外志》中所配的插图剪出，贴于经折之上，在图上下空白处抄录相关诗文，左右抄录《天台山方外志名胜考》等相关考述文字，重新形成了一个以绘画为中心、文字为辅助的天台山图册。根据卷末跋文，此乃“同治丁卯九秋之吉”（1867），唐陵所录，经过这样一番剪裁，《天台山十六景图》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本形态，而它想要突出的就是这些原本作为辅助的插图。

再比如《诗经》，从南北朝写本，到宋代的雕版印刷，有单疏本，也有传笺本，也有为了更受欢迎或者更便于理解，加上插图的版本，这些版本各有侧重，把哪些部分突出出来，以怎样的形态来展示这个书籍，当然也反映了编辑者的不同的想法，这里面也能考察一种接受史的视角。

第三是各类文本形态之间的互动。包括书里面说到的刻本和写本之间的互动，单行本和书籍形态的互动。

我们可以以山岳舆图为例来看这个问题，由于山岳所承担的特殊文化意义，这类图在中国古代比较流行，不仅方志里面往往会出现本地名山舆图，还有不少单幅流行的作品。一般来说，对一座名山进行丈量测绘，不是一时一日之功，尤其是一些大型图绘，更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许多山图形成之后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考察一座名山的舆图发展流变，会发现它们大量参考了同样的底图，但是受不同的物质形态所限，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方志刻本插图和单行本舆图就往往表现出明显差异，比如刻本版面的限制，方志插图在横向上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而在垂直方向上空间非常有限。因此，一些以高峻为特色的山岳，比如泰山图和华山图，在方志插图中只好局限于一到两个版面，在一个版面内则为竖版，在两个版面内则为横版，对于由山脚到山顶垂直方向的景物大加删减，在单幅别行的泰山图和华山图中，作者的发挥空间就大得多。但是以水道绵延为特色的舆图，比如衡山，方志插图和单幅舆图在表现内容上相似度就更高一些，因为刻本的版面限制也小得多。

张永奇（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为《中国古书版本笔记》的责任编辑，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编辑室的情况，然后再介绍一下跟刘明老师接触的过程，还有编辑本书的一些感受。

我们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文献分社，近期出版了一些文献学类的研究著作，还有一些文献整理的图书。举一些例子的话，跟刘明老师这本书相类似的有李致忠先生的《图鉴宋元本叙录》《中国古籍十二讲》，然后还做过苏州文学山房主人江澄波先生的《吴门贩书丛谈》《江苏活字印书》《古刻名抄经眼录》，老人家整理和销售古籍七十余年，在业内广受推崇，其他还有王岚老师的《望江集：宋集宋诗宋人研究》、南江涛老师的《螺蛳壳中的曼陀罗：古籍影印蠡探》、赵晨的《马国翰研究》（马国翰被王重民先生称为“清代辑佚第一人”）。正在编辑有漆永祥老师的《乾嘉考据学新论》、黄爱平老师的《清学沉思录》、马学良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书研究》、倪梁鸣的《民国目录学研究：以传统目录学为中心》。总之，文献学研究著作是我们的一个出版方向，正在积极推进相关选题的出版工作。

关于我本人，我原先在儒藏读书时，是中国哲学专业，对于文献学只有特别粗浅的了解。进入出版社后，在实际工作中，向各位作者学习，并在不断犯错中成长。说一个最近犯的错误，博大家一笑。一位作者的书稿是请人录入的，录入者误将“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录为“沈德潜《抱经楼藏书志》”，或许是因为沈德潜比沈德寿有名吧，我编辑时没能发现，出版后，苏州博物馆李军兄告诉我这里不对，顿时感到羞愧不已。

跟刘明兄认识的机缘，是因为我们在做一套大型影印丛书《中国物质文化史料丛编》，由孙机先生和赵连赏老师（沈从文先生）主持，系统影印古人撰写的、与食酒茶香、笔墨纸砚、舆服冠冕等物质文化相关的著作。我们请国图的老师为每一种著作撰写提要，介绍其内容、版本情况。当时，我的同事觉得刘明兄写的提要特别好，然后慢慢增加了接触。

接触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刘明兄的经历对于他的写作帮助很大。金庸小说里的扫地僧，其实也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刘明在国家图书馆特藏部待了十二年，从事善本古籍的采访、编目和整理工作，纵意饱览了大量珍本、孤本。研究古籍版本，必须见到实物。很多人缺乏这个条件，只是去参观一些展览，或者从网络下载图片，匆匆而过，不像刘明兄可以沉潜下来，仔细研究。在国图工作期间，他还参与了“天禄琳琅书目新编”“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中华善本再造工程”等项目，进一步拓展了见闻。

具体到《中国古书版本笔记》，其中的五十篇文章，基本都发表过。此次出版，刘明兄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甚至重写了部分篇章。这说明，本书不就是一本仓促完成的“急就章”，换言之，作者不是为了出书而出书，相反，有着大量的前期积累。我觉得，刘明兄的方法很好。文章发表之后，放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审视、修改，有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

阅读书稿，能够发现作者具有问题意识。每一篇，不是简单的著录，也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每一篇都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涉及很多重要的知识。这些对于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其中，最为重要的，刘明兄将古籍视为文物，引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此前，我也编辑过文物画册，考古学家讲究类型学和年代学，总结已发现的文物的形式要素，然后建立可供比较的体系，据此来审视新发现的文物，加以比对，给出判断。书画鉴定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傅熹年先生，根据古代绘画中出现的服饰、建筑等，去判断画作的年代。如果画作中出现的建筑，具有宋代建筑的特点，那么这幅画肯定不是魏晋时期的作品。刘明兄运用考古学中类型化、年代学的研究方法，对古籍的形式要素进行分析，指出北宋刻本，书心处一般不会出现鱼尾，大约只会有横线。我觉得很有见地。

我从事的是编辑工作，工作中经常需要运用文献学的知识，比如版本、目录等等。其中，对于形式要素的关注，应当是与古代刻工相通的。拿到一部书稿，要做成品想象。定多大开本，用什么字体、字号，竖排还是横排，页眉形式，乃至于图片摆放的位置等等。具体到《中国古书版本笔记》，编辑时，我采用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对于跨页图，因为书影的书心恰巧在图书钉口位置，很容易被遮挡。而书心对于研究版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排版时，又将书心重出，这样，我觉得能够方便读者。

当然，《中国古书版本笔记》中不仅仅包括对形式要素的考察，也涉及古籍的内容。比如，刚才有老师提到的，《七步诗》在魏晋南朝，只是作为名人轶事流传，当时的人并不将其视为曹植的作品，也未收入曹植文集中，直到明代，因为年代久远，发生误会，才被纳入文集，视为曹植本人的作品。又比如，古籍中的避讳，一般避本朝皇帝的讳。宋仁宗早期，刘太后主政，这一时期刻书，要求避“刘通”（刘太后的父亲）的“通”字；刘太后去世后，仁宗亲政，这一要求不再执行。这在古代刻书史上，应当是特例，非常有趣。编辑是图书的第一个读者，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版本学的著作，如果关涉重要的历史史实、学术问题，那么比起单纯地研究形式要素，更能吸引普通读者。

刚才王贺老师讲《活在当下的传统：目录之学与数字人文》，结合我的工作，说几句门外之见。此前编辑江澄波先生的《江苏活字印书》，比较纯粹的目录学作品，数字化资源给了很大的帮助。通过“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等数字资源，能够比较方便的核查相关信息。但是，也因为数字资源，对于传统出版，特别是目录、索引、影印等类图书，提出挑战，出版价值似乎有所减少。

我自己比较侧重传统出版，对于数字化接触不多。在出版目录学、版本学著作时，更倾向那种有温度的、凝聚了作者学术思考的作品。通俗地讲，每一位学者其实都离不开文献学的应用。写博士论文，也要有研究现状、参考文献等等，都要涉及目录学的知识。但在撰写“研究现状”或“文献综述”时，作者总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依照自己的理解，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客观陈述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和价值判断，进而导出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就我的理解，“数字人文”对于客观反映对象，准确性更为充分。传统出版，具体到文献学研究著作，则应当侧重于更为个性化的，融入作者思考，形式要素与内容要素相结合的作品。

此前没有专门准备，只是就今天两位老师的讲座，谈谈自己的想法。非常浅陋，请大家多包涵。

胡士颍（主持人）

感谢张社长。听到张社长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刚才南老师发言的时候忘记说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学者他出书或者他的学问固然令人敬仰，比如刘明老师的这本书肯定是传世之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像南老师、张社长这样编好书、出好书，仍然是功德无量的，其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都难以估量。下面请高颖老师发言。

高    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我今天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想抓住难得的机会，向各位老师请释疑问。

我之前和刘明老师是通过我们院的古籍清核工作认识的，关于古籍清核工作，刘明老师在讲座里也介绍了现在有一个初步的、简单的目录。所以，我其实很想提一个问题，请教刘老师，就是在目前古籍清核、做出简单目录的情况下，有一个基本基础，那进一步的工作可以怎么开展？我们目前想到的只是说进一步去完善目录，以后有可能、有机会进行古籍数字化的时候，我们能够给提供更完整的数据。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那种可能性，让我们可以提前做些准备工作。

今天的嘉宾有来自高校、图书馆、出版社和我们这种科研机构的资料室，大家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各方面经验都很丰富，所以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古籍编目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因为像我们我们单位里的古籍整理，可能是不太算成果的，也不太算一个专门、专书的那样的成果，所以这个也是一直以来让我有点疑惑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一个好的古籍整理成果，同样需要付出非常大的精力，对专业水平、能力的要求也非常高。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和我第一个问题有点类似，我听说南江涛老师要过来，想到了《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南老师就是那一套书的策划者，我想提个问题，像您策划出版一系列的书，都非常好，但如果以后我们要全面普及数字化，对像《国学基本典籍丛刊》这样的出版、策划，尤其是目录、图录出版，会有什么影响？

胡士颍（主持人）

谢谢高老师。高老师提出的问题，也是目前我们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这甚至不是我们一家和自身的问题。我们工作坊的一系列活动，都是高老师大力支持的下才能够顺利进行的，她的专业、视野和做事风格把我们图资室的工作和研究提升到很高水平。只是今天时间比较紧，尤其线上的听众比较多，先请嘉宾们尽情点评，剩下的时间和会后继续进行深入交流。我们是主办方，也要先考虑听众的需求，今天有许多线上朋友对数字人文下的目录学有浓厚兴趣，但是以上嘉宾主要是就传统版本学、古籍发表看法，似乎冷落了王贺老师，所以下面有请杨浩老师来点评。杨浩老师是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有非常强的实际上手能力、经验与深入思考。

杨    浩（北京大学）：

感谢士颍、哲学所再次邀请。今天的讨论，内容非常厚重。

对于刘明老师的分享，我简单说几句感想。刘老师书中提到的都是名著，而且多是著名版本，很有参考价值。这就引发我这样一个思考。现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数字化的彩色扫描古籍。那么，对于这么方便获得的古籍图像，普通的学者或者普通的读者读的古籍更多了呢？还是更少了呢？在以前的话，我们要看这些古籍，是很难看到的。比如，我当年刚开始学习中国哲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庄子》，我能接触到的只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特别想看原版的古籍，很少能找到，影印的书都很难找到。真正的原本古籍，显然是买不起的。如果有整理本，很多人是不愿意读影印的书。这些年，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很多影印的经典版本的经典著作，相比过去是用灰度影印的，物美价廉，收藏与阅读都不错，可以满足阅读影印版的需求。可是价格低廉的彩图古籍影印还是很少的，像《再造善本》都是特别昂贵的，而且不是原色影印。因此，未来会不会出现那种彩色印制，但是有价格亲民的古籍。因为这样的影印古籍，与整理本古籍是不同的。阅读彩色印刷的古籍，让人对其中的内容有一种亲和感，对其中的思想有一种敬畏感。这个是我看到刘老师书中有这么多古籍的漂亮插图所想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书会不会有市场，但是我感觉这样的书是很值得收藏与阅读的。这里也一个矛盾。彩图的古籍让人赏心悦目，但是阅读不易。整理本古籍阅读方便，但是没有彩图古籍那种美感。

王贺老师讲的数字目录学，思考得非常深入，高瞻远瞩。我就简单谈一下对王贺老师所讲的一点感受。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谈：

一、纸质目录的数字化的问题。很多的网站，如籍合网里边，已经对一些纸质的目录做了一些数字化。可以进行检索，也很方便使用。纸质目录的数字化，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比如拿到排版文件，转化成数据库的格式，只需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在数字化的环境当中，可能就面临着新的一个发展了。纸质目录本身受制于纸质文献，有一个线性的顺序。但是数字化之后，完全可以打破这样一种顺序。因此未来，目录与目录之间需要进行一些关联。这些目录如果能和图书馆的馆藏进行一些关联，如果能和古代的正史的目录做一些关联，这样的话，目录直接就形成一种网状的关系了。可能有些单位已经在做了。民间机构，还有一些官方机构。但是如果做一个大而全的，是很难的。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之前我们开古籍数字化的会议的时候，有的老师就是说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仅仅一个目录可能就是世纪工程，因为它需要协调国内外很多的古籍收藏的单位。如果更理想化的话，这个目录还要和已有数字化的古籍做一个关联。比如我查到一本书，我得知道他有没有数字化。甚至如果更进一步，这个古籍，能不能和刘明老师这个书的内容进行一个链接，因为我还想了解最新对这个版本的研究。

二、网络文献的目录问题。王贺老师讲得很好，古籍方面的一些目录，它可能就在网络上产生，也可能就在网上消失，甚至不可能出版他的目录。而且网络文献的目录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动态性。今天可能1000条，明天可能就1200条，后天可能有些下线了，又变少了。且不说一些有Open Access的一些古籍的图书馆是如此，还有商业的古籍数字化的一些公司，他们的数字化古籍目录，他们也会调整。如果要找一本网络上的古籍，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检索入口。网络上的资源随时在变动，哪怕你主动获取了它的目录，可是过一段时间又变化了，这样你的目录就需要重新获取。如果网站结构有变化，就会变得很费力。所以，网络目录学很重要的，也很实用的。但是要落地的话，还是很有难度。

三、数字目录的目录学，其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一般说，目录学是入学之门径。可是现在，我们进入网络环境了。我们需要知道有哪些数据库是我们所需要的。有哪些Open Access的数据库，有哪些商业的数据？这些数据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情况下，要找一个资源，不知道从哪个数据库找起。国内有一些网站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意识，比如说有名的奎章阁，他是一个网站的导航，但他们其实很难涉及到某个网站里面有哪些数据的问题。之前2015年张三夕先生出过一本书就叫《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因为是纸本书，很多新出来的数据库就没有办法及时收入。因此这样的目录本身可能就要求是数字的，而且还需要动态更新。

因此，我觉得王贺老师提出这样的一个数字目录学，本身也是数字人文的入口，是非常重要的。

胡士颍（主持人）：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我看时间比较迟了，网上还有一些提问，咱们先看看，挑选回应。有些问题，咱们下面继续讨论。